第四十四期 李瞻

时间:2011-05-19 14:17   来源:   

万里孤鸿——李瞻(上)

本报记者 慧茗

1982年,他向私交甚密的蒋经国建议开放大陆探亲,举行两岸政治谈判,被台湾当局逐步采纳,终于在1987年10月,蒋经国决定撤除禁令,准许岛上民众自当年11月2日起申请返回大陆探亲。

让我们一起走进台湾新闻学泰斗、蜚声海内外的新闻教育家、一个83岁的寿光海外游子:

他,原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新闻研究所所长、教授,他曾任台湾“教育部”、“新闻局”顾问,台湾中正文化中心评议委员、“文建会”委员,金钟奖、金马奖、金鼎奖评审委员;

他,现任中华学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吉星福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他,一生著有《世界新闻史》、《比较新闻学》等几十部专著。主编大型丛书——《山东人在台湾》;曾获台湾“教育部”文科学术奖金和金质学术奖章、曾虚白学术基金会新闻学术著作奖、中山学术文化奖;1982年首创亚洲第一所新闻学博士班;曾负责起草台湾第一部《广播电视法》、《报业与电视道德规范》等新闻传媒业法律;根据他的提议,北京清华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两所高校分别设立新闻传播学院,并增开新闻传播课程;1997年,他获美国传记文学研究院国际传播学术成就金牌奖;2000年,他名列英国剑桥IBC《二十世纪世界两千杰出知识分子名人录》。

他,被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教授这样评价:有着不平凡的一生,虽然环境艰险,但勤勉好学、奋发向上的心志从来没有动摇;虽然世道险恶,但诚恳忠厚、非分不取、乐于助人的做人做事原则从来没有改变;他,心怀故国,最希望看到两岸和平相处。

去年10月,寿光中学70华诞时,记者曾采访过从台湾归来参加校庆的李瞻教授。须眉苍苍、面色红润、步履稳健、亲切可人、丝毫不带大家作派,是这个一生漂泊的老人留给记者的最深印象,尤其是他那一口基本没变、异常浓重的寿光口音、眉目之间透出的一片慈祥和气及对新闻学的精到论述,简直印在了我这个同行后生的脑海之中。

前几天,记者电话问候了海峡彼岸的李瞻及夫人李文英,向他们汇报说,《寿光骄子》栏目很受寿光在外游子及家乡人民的厚爱,已发展成为了一个备受市民关注的招牌栏目。老人听后非常高兴,他开玩笑说:“我写《山东人在台湾》,你写《寿光骄子》,一脉相承啊!”记者向这位闻名世界的新闻泰斗索求真经,老人向家乡新闻晚辈娓娓教诲。

一个游子他乡拼搏的屡屡磨难,一个赤子浓浓深深的思乡情感,飞越千山万水,从大洋那边温馨传递而来,记者被持久感染着……

月亮尚有缺有圆,海浪亦有涨有落,而我持续60多年思乡的心却总是那么澎湃。离开故土半个多世纪,我常以家乡寿光斟灌引以为豪

记忆里的斟灌村,是座从夏代就开始初建、有4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斟灌城呈正方形,每边长5华里,城墙高丈余。小的时候常常爬上去眺望远处。还依稀记得,村子周围有护城河,城内有禹王庙,禹王庙建在一个高土台子上。村子东北有禹王台,村里人又叫它望海台,望海台周长8华里,高300多米呢!老人说,那是大禹治水时遥望河水入海之地。相传夏初,曾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寒浞,被杀后葬于斟灌,曰“寒浞冢”,也是俺村最有名的古迹景观。

小的时候,我跟伙伴们天天在这儿玩耍嬉戏,所以这些地方,如同刀刻般刻到了我的心灵深处,让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一生中,我不管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每每跟相知朋友们讲起这些,总会令他们对我的家乡充满好奇、且心驰神往。所有这些记忆感触,也许正是我李瞻比相似经历的同乡更多一份爱家思乡情绪的注解吧!这更是自己当年已花甲之岁,夜以继日编写600万字、共17大本《山东人在台湾》一书的最大动因和动力!

1928年,我就出生在寿光斟灌这块历史厚重、文化意蕴浓厚的沃土上。记忆里,我家有个很大的四合院,建筑坚固,外形美观,院子外边有打晒麦谷的场院和绿油油的小菜园,家里有书房,在当地算作书香门第。

四岁的弟弟与侄子,偷了俩桃子回家,母亲不仅将桃子归还,还买了人家一篮子桃子。母亲留给我的精神财富就是:“非分不取”,让我终生受益

一生最大的思念——父母双亲

慈父李春郊,秉性善良,心存忠厚,待人和气,不与人争,在村里有“大好人”之誉。母亲张氏,出身名门,笃信佛教,待人宽厚。她处事干练,家中内外大计,多由她亲自主持,尤其对子女教育,她更是出格重视。

还清晰记得有一日,四岁的弟弟与侄子,在集上偷了俩桃子回家,被母亲发现,母亲问明缘由,未曾责骂,立马一手牵着一个,回到几百米远的集市上,将桃子归还人家,表示深深歉意后,从卖桃人那儿买了一篮子桃子回家。这件事我没齿难忘,一生深深受益,这是母亲留给俺兄弟们良好正派的家庭教育,就是“非分不取”。

俺们兄弟5人,大哥星元,三弟星武,四弟星东,五弟星南。在大哥与我之间,原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均幼年夭折。因俺家里都是男孩,母亲对于姐姐的去世,久久不能忘怀,常常提及,常常叹气,成了我们家庭的最大遗憾。非常不幸,这个温馨家庭却因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和长期战争而支离破碎。

5岁时我遭到土匪绑架,在柴火里受一月摧残煎熬,再投入母亲温暖怀抱时,我两只瘦得皮包骨头的小手紧紧抓着母亲的衣襟,生怕再度被人抢走

5岁时,我已记事,遭到了土匪绑架,成了至今想起仍不寒而栗的依稀童年记忆。

一个夏日的深夜,盗匪悄悄潜入我家将我掳去,藏于10里外的一户农家。恍惚记得房子很矮,房中有一个中年女匪,负责看管“肉票”。因为我最小,她对我相对友善,未曾遭到更多的毒打虐待。记得,她曾带我去看其他三个“肉票”,我看着他们分拘三屋,都一丝不挂,眼睛与耳朵均用膏药和白布紧紧蒙着,看不出面目。只是看着他们个个骨瘦如柴,卷曲着身子倚在角落的草堆里。还恍惚记得,女匪每次半躺卧着吸食鸦片,一点儿也不避我,我感觉特别好玩好奇。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深夜,女匪惶惶张张把我藏于床底,外面用家什遮住,就慌忙跑了。不久,枪声大作,子弹不断射入院中。没多一会,就有人破门而入,逐屋搜索,不断呼叫我的小名。我知道这是救我的人来了,就一边答应着一边从床底爬出来,一爬出来,就被一个军人壮汉用胳膊夹起来跑了,一路上光走青纱帐和高粱地。

晨曦中,我回到了家。门前有许多人,也有很多军人,我一下子投入母亲温暖的怀抱,母亲的身子很软和很热乎很舒适,不觉得我放了哭声,我两只瘦得皮包骨头的小手,用上吃奶的劲儿紧紧抓着母亲的胸襟,害怕再度被人抢走。因为这次营救家里人一直瞒着母亲,所以整日以泪洗面、烧香祷告的母亲更是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从而喜极而泣。这劫后余生的母子相拥相见,引得周围的官兵们、乡亲们都哭成一片。

母亲常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教育我们,要“多做好事,好心总有好报!”更教育我们“要勇往直前,努力创造自己命运!”对我以后的成长、事业都大有裨益,也让我在自己一生热爱的新闻事业中取得了点滴成绩。

2010年10月,在母校寿光中学70华诞盛典上讲话

赶上兵荒马乱,小学5年我辗转读了6处学校。敢于担承,代同学受过,手心挨了重重30大板,肿得多日不能写字,不能端碗。十指连心,母亲流着眼泪为我敷药,我强忍疼痛,始终没有说出原委,我觉着这是自己一生坚强的开始

我的求学时期,正赶上兵荒马乱、逃难流亡、朝不保夕的战乱时期。总共读了6个小学,5个初中,没有一次圆满毕业,以后的高中、大学也均未毕业。在小学与初中时代,没有固定校舍,没有课本,甚至没有见过书包,更没参加过一次毕业典礼。想想后半生能在大学任教,完全是自己执着追索、锲而不舍所致。

我6岁入学,就读私塾,私塾设于大伯家的书院中,私塾聘请李建桐老先生为师,记得李老师异常严厉。全校共有10余个学生,没有分年级,授课内容无非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古文观止》等。记得每天上午授课,下午朗诵,傍黑站到先生面前背书。有时虽已背熟,但往往严厉的先生一点名,吓得一句都记不起了。因此,每人每天几乎都要挨打。我的记忆力不错,加上特别用功,挨打相对较少。

记得有一次,老师外出,同学们像放了羊似的在教室里捉迷藏,不慎把老师床底下的酒瓶子打破了,馨香的白酒流了一地。老师得知后勃然大怒,拿着戒尺,厉声要查出这个顽劣学生。老师放言:若不自行招认,全体同学每人30大板。在无人敢承认的情形下,我看情形紧急,就想代同学受过,于是站起来说:“是我!”

老师立马兑现,在我手心打了重重30大板,我的小手由疼痛、麻木直至严重红肿,整个小手肿得就像一个透明的小灯笼,许多日不能写字、不能端碗吃饭,甚至连碰都不敢碰。十指连心,母亲极其心疼,流着眼泪为我敷药,并一再追问原因,我噙着热泪,强忍疼痛,始终没有说出原委,我觉着这是自己一生坚强的开始。

过了两年,学校转入村内另一处小学,一年后又转入李家祠堂小学,但都校舍简陋,毫无正规可言。

五年级,我考入到寿光县立高淮第五高级小学,离家10多里路,每周回家一次,算是平安度过一年。

可是,好日子并不长久。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了。年底,山东就遭沦陷。为安全计,学校一再转移,先是转至丁家楼,再转到何家村的破庙中,“课本”就是在庙里偷偷油印一点讲义。没过多久,学校因时局动荡终于解散。我虽然5年读了6所小学,却终未毕业。

1986年10月,蒋经国为我亲颁奖章,给予嘉勉

学校在大扫荡缝隙中艰难生存,全寿光县仅有18人在读初中,警报一响,带着小板凳和油印讲义,迅即疏散至庙宇树林,我们戏称为“逃难不忘读书,读书不忘逃难!”

常常回到家乡大学授课

到了初中时代,寿光主要城镇已完全为日军所占据,学校在大扫荡的缝隙中艰难地生存着,处境极为困难和危险。

1940年2月,寿光中学在东斟灌复校,仅两间房舍,一间为教室,另一间是办公室。全校学生只有18个人,也就是说当时全寿光县仅有18个人在读初中,师资力量更是有限,仅孙卓如、崔兰亭与籍统绪三位老师。日军时常来“清乡”,致使村里一天内响起好几次警报。警报一响,师生们迅即疏散至庙宇树林等隐蔽地带。为适应这种战时生活,每每疏散时,我们每人均带着小板凳和油印讲义,时间稍久,即就地读书,我们管这戏称为“逃难不忘读书,读书不忘逃难”。这是战时的特殊教育,可能也是最小的战时中学。

同年夏,学校又迁往西斟灌,学生人数增至30多人,大家都以“用功读书,抗日救国!”自勉。

1941年春,寿光设省立第15联合中学,为缩小目标,减少伤亡几率,总共设了6处分校,分别设于日军驻扎据点的缝隙之间,我转进了留吕分校。

再后来,省立15联合中学将学校本部设于寒桥,成立了第一个有固定校舍、有简单教学设施的中学。对于新学校,我们个个感到新鲜异常。这个时候,师资力量已很是强大,绝大多数老师都是北大、清华及北师大毕业。尤其是北大毕业教国文的田尊五老师,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他要求我们每周写一篇作文,不能打草稿,且每学期都要背诵50篇国文。他常说:“背诵唐诗300首,不会写诗也会溜”。每到学期考试,作文与背诵各占一半分数,田老师的教学认真和科学施教,让我受益终生,更为我长大后从事新闻工作奠定了很牢固的基础。

我和马鹤凌(马英九的父亲)等学生一起参加青年远征军,准备开赴缅甸,尚未出发,日本宣告投降,我们1万多名流亡学生到了台湾,从此,亲人故乡便只留在记忆之中

14岁离乡,随远征军参加抗日,其间颠沛流离、尝尽流亡之苦。那时一天只吃两顿饭,一顿在上午9点,一顿在下午3点,吃的是“八宝饭”,就是混杂着沙子、虫子等杂物的米饭,不敢嚼,放到嘴里就快往下咽。但即便这样的饭也不过一人一平碗,一旦盛多了还要用铲子从上面抹下去,然后才给你。所以,自己每次给年轻人作报告时,都会忆苦思甜提起这酸楚往事。

1945年,我和马鹤凌(马英九的父亲)等学生一起参加了青年远征军,准备开赴缅甸。然而尚未出发,日本就投降了。随着时局变化,1949年,我们1万多名流亡学生辗转湖南、广州、澎湖等地,最后到了台湾。从此,亲人、故乡只能留在记忆之中,真个是“山河频入梦,风雨独关心!”

在私交甚密的蒋经国持久帮助鼓励下,在常年辗转漂泊中,我坚持学习,大量积累,逐步走上为之奋斗一生的新闻之路,以第2名的优异成绩被政大新闻所录取,之后留校任教

我这一生,跟蒋经国先生私交甚密,他常常给我讲述起他在前苏联求学奋斗的经过。尤其是1947年9月,浙江嘉兴夏令营结束,我当时患上了严重的牙疾,经国先生特写亲笔函,介绍上海著名的牙医专家给我免费治疗,经国先生特意给我出了来回路费,连食宿都给我妥善安排了。

在经国先生持久帮助鼓励下,在常年辗转漂泊中,我坚持学习,大量积累,逐步走上了为之奋斗一生的新闻之路。

1954年10月,我报考了政大新闻所,以第2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1956年7月,我新闻所毕业,因成绩优秀而留校任讲师,主讲《中国新闻史》、《世界新闻史》。

这个时期,根据我自己的深入研究,我向我的学生们传递了很多知识,诸如:

1868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于上海发行《万国公报》,《万国公报》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报纸之起源。康有为几次参加该报论文比赛,梁启超担任报纸校对。光绪皇帝看重该报,一下子订报100份,命大臣阅读,成了该报最大的订户。光绪这第一订户得到了报社格外器重厚爱,报社派出专门编辑每天教光绪学英文,传授西洋近代史。清朝大臣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孙家鼎等,因此也都成了《万国公报》的座上宾。

《万国公报》不仅是我国报纸起源,亦成为清末一切现代化运动之起源。如变法维新、废八股、兴学堂、工业发展、司法改革、妇女天足运动、白话文运动等,均为该报所倡导。我国第一位杰出记者王韬,曾在上海墨海画院跟传教士麦都思与理雅谷学英文,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属于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份报纸《循环日报》……

我在讲到《世界新闻史》时,开创性地把世界报业分为了官报、党报、独立报与商业报四种,我进一步认为,其中独立报贡献最大。

通过研究世界各国的新闻事业,我发现杰出的报人,往往没有学过新闻专业,多为学习法律、政治与文学爱好者。如英国的邦斯、狄兰、北岩勋爵;美国的雷蒙、琼斯、普立兹、奥克斯、鲁斯,及我国的王韬、梁启超与张季鸾等,均非新闻科班出身。因而我为此提出建议:新闻科系应参加人文社会科学与中英文课程,减少新闻类学科。

这个时期,我还铺下身子,深入研究讲授了“比较新闻学”、“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新闻道德与法律”、“传播政策”、“国际传播”等。在教授这些学科时,我每每都有自己新的发现及改进建议。

在潍坊,曾与原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左)餐叙

当我再去日本时,三份报纸发行量均高达1400万份,在只有1亿多人口的日本,能有如此高发行量,实为世界报业奇迹!遂想起麻特那句名言“现代化的商业报纸,轮转机的声音,压倒了主笔的声音!”

1955年7月,我到日本研究学习日本报业达一个半月。还清晰记得,16日上午9时,我考察访问日本高级报纸、亦是第一大报《朝日新闻》时的震惊情景。当时这份创刊于1879年的报纸发行已达404万份,分早刊、晚刊和英文晚报。另外还有十几种副刊(杂志),也同时发行。

记得《朝日新闻》的地下室印刷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该报所用新闻纸,均来自北海道,用火车从北海道直接运至地下室,新闻纸卸下后,就走上高速运转印刷机,印刷机共有40多台,除部分印刷刊物外,约有20部在同时印刷报纸。

《朝日新闻》早刊,通常于晚上12时截稿,深夜2时开印,大约凌晨4时即印刷完成,然后自动计数、打包、标签送往地址,再经履带送上汽车、火车或飞机,将报纸送往各地分销处。大约早7时前,即可送至读者家中,效率特高。当时在印刷车间里,20台印刷机一字儿排开,一齐开动,震耳欲聋,场面壮观得让人感动。遂想起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麻特的那句名言:“现代化的商业报纸,轮转机的声音,压倒了主笔的声音!”

在《朝日新闻》考察完后,我又马不停蹄地参观了创刊于1872年、发行580万份的《每日新闻》,以及创刊于1874年、发行600万份的《读卖新闻》。

到2004年,当我再去日本时,《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发行量都高达1400万份以上。可以这么说,《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发行到如此数量,我尚可用惊讶形容的话,那么,代表日本高级报纸的《朝日新闻》,简直可以用不可思议来形容!一份高级报纸,在只有1亿多一点人口的日本,能有如此高的发行量,实为世界报业奇迹!

伴随着7月岛上的各色花香,在考察完日本三大报纸后,我又考察了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早稻大学新闻系、日本新闻协会等新闻教育单位。这次一个半月的“报纸”访问,我收获丰硕。首先让我了解了现代化大报的营运及其进步情形,其次,日本新闻研究单位实践出来的科学课程安排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日本新闻协会推行的“社会责任论”,更是值得我们借鉴品味。日本新闻协会完全依照美国公共关系的理念程序接待我们,因而启发了我意欲撰写“公共关系论文”的动机……

万里孤鸿——李瞻(下)

1982年,他向私交甚密的蒋经国建议开放大陆探亲,举行两岸政治谈判,被台湾当局逐步采纳,终于在1987年10月,蒋经国决定撤除禁令,准许岛上民众自当年11月2日起申请返回大陆探亲……

得到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称赞,根据我的提议,北京、台湾两个清华大学分别设立新闻传播学院,并增开新闻传播课程

非常幸运的是,我连续18年得到相关研究赞助。到新闻所的前5年,分别写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报业》、《英国新闻自由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德国新闻自由的挫折》等5篇大型学术论文。这5篇论文报告,均于台北《报学》半年刊与政治大学《政治学报》发表,国科会人文社会组负责人黄正铭大法官曾约我面谈,他说:“你的这几篇报告很有价值,胡适先生前两篇都看过,胡先生说‘大家都说英国是新闻自由与民主自由的摇篮,但很少有人对两者的关系能做出清楚的交代,李瞻的这篇报告将两者做了最详尽的分析。”

由于这些研究,我于1960年8月升副教授,1963年8月升教授。

升任教授后,我又获Fulbright Foundation奖助,作为青年新闻学者身份赴美一年。美利坚之行两大目的,一是进一步搜集各国新闻史资料,以图完成《世界新闻史》创作;另一个是对新闻理论、社会责任论、国际传播与公共关系学,再做更深入之研究。

在美国,我先后学习考察了南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大学、密苏里新闻学院、史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高级学府的新闻研究,参观了美国新闻总会、胡佛研究所等。通过访问学习,我更加清晰了解了世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趋势,搜集了12大箱图书资料,作为编写新闻学业书的参考。

这次跨1963、1964两个年度的赴美访问,我收获颇大,回台后,即被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张明哲博士邀请去做演讲。演讲中,我讲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等理科知名学府,不仅理工学科享誉世界,人文社会科学与大众传播研究,亦望重士林。麻省基本理论是:理工研究之主要目的在于,科技发展为人类所服务,但又不至于让人类为科技所奴役。

演讲完毕,张校长就台湾清华大学未来发展问题,跟我做了进一步的探讨,他说:“这次李先生不虚此行,今年秋,我校就设立人文社会科学院,并增开新闻传播课程。”果不其然,这年金秋,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挂牌成立,李亦园院士任院长。

2001年,我应邀到北京各大学讲学,在清华大学这个工科学校演讲时,又将此理论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出来。我走后不久,北京清华大学就增设了新闻传播学院,特地聘请《人民日报》前社长范敬宜担任院长。

一代新闻巨子、平阳三王之一的马星野说:李瞻是一位可敬的拓荒者!《世界新闻史》斩获台湾“教育部”文科学术奖金和金质学术奖章,在台政大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只有3人获此奖项

赴美访问归台后,我又持续得到国科会的奖助研究,正值而立之年的自己,犹如插上了一双有力的翅膀,在太空尽情翱翔。从1966年到1976年,除了1974年赴美研究公共电视传播政策一年外,我每年一个课题,且全部列入了甲等行列。包括《报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关联性》、《四种报业理论的比较研究》、《孙中山先生的报业思想》……

1964年,我在协助曾虚白老师完成了70余万字的《中国新闻史》后,又迅即转入到了巨制《世界新闻史》的撰稿编写工作。我根据自己的5篇相关论文,结合访问美、日所搜集的新闻史料,以及联合国与世界重要国家最新报业年鉴,历8年时间,2900多个日日夜夜,完成了1400页、计百万言的《世界新闻史》,并付梓印刷发行。

一代新闻巨子、与棋王谢侠逊、数学王苏步青并称“平阳三王”的马星野,亲自给我写序。序言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李瞻所著的《世界新闻史》巨著,实为李先生十数年来埋头研究的重要收获,亦为对新闻学术不可多得的重大贡献。办新闻的人,都有共同的感觉,即新闻学术仍是一片荒原,这片荒原,是需要有心人来开拓的,李瞻先生便是一位可敬的拓荒者,他十余年来,把全部精力全用在这件枯燥的工作上。真能做新闻学术拓荒工作的,过去有胡道静先生,现在有李瞻先生、朱传誉先生等,我们对他们的努力,深表敬佩!”

台湾“教育部”的学术奖金,当时每年仅设文、理、法、医、农、工6科,每科1名,只区区6名。十几个学系的台湾政治大学,每年仅有文、法两个申请名额,且学审会对每位申请人的著作,须经过4道严格审查。这之前,台湾政治大学已连续多年与此项大奖无缘。

我的申报,经过整整一年的审查后,至1967年6月获得通过,7月13日,由台湾“教育部长”闫振兴博士,亲手颁给我文科学术奖金及金质学术奖章。

在台湾政治大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上,据我所知,只有3人获得过文科学术奖金及金质学术奖章:政大原校长陈大齐为第一人,我为第二人,历史所的徐玉虎为第三人。

新闻学术著作获“台湾教育部”学术奖,在台湾尚属首次,各报在重要位置纷纷报道这一消息。还记得,《联合报》以大号标题报道我获奖的新闻最为醒目。台湾政大校长向我表示祝贺时说:光荣不仅是你自己的,更属于台湾政大全体师生。

蒋经国先生聘请著名学者成立8个咨询小组,我担任新闻组召集人。我向当局提出了诸如开放“报禁”,举行两岸谈判等建议,被当局逐步接纳

1967年,我创办了《新闻学研究》学术期刊,现已发行45年,为台湾历史最久、最重要的新闻学术期刊,亦成了台湾新闻传播学教师与研究生公开的学术园地。刊物重点刊登学术创作,研究生特优毕业论文摘要,及世界新闻专业名作译介,每期500个页码,深受社会欢迎,期期都被抢购一空。1968年,我开始负责起草台湾第一部“广播电视法”。

笔耕不辍,是自己一生的真实写照,自己从来就没有停下过创作的脚步,从1966年起,至自己退休,几乎每年都有1至2部专辑出版,有的年头竟出到3部著作。《比较新闻学》、《新闻道德》、《新闻采访学》、《新闻学原理》、《比较电视制度》、《传播法:判例与批评》、《诽谤与隐私权法》、《国际传播》、《太空传播》、《传播政策》、《美国近代杂志事业》等20余部长篇,均由正式出版社出版。另外自己还主编了《中国新闻史》、《文化与传播》、《新闻编辑学》、《英汉大众传播辞典》等21部新闻学专著。还记得,出版新书前,出版社有时先给我预付稿费10余万元,有时按每字一元付我稿费,这在30多年前,可说是非常之高,也鲜无前例!其中历4年心血写成的《比较新闻学》,于1972年获得中山文化学术奖大奖。

这些由自己撰写和主编的几十部新闻书籍,开台湾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风尚,成了台湾新闻教育最丰富、最重要的参考教材,改变了过去台湾新闻传播科系学生无书可读的现象,更成了今日台湾新闻教育蓬勃发展的强劲动力。

从1973年起,我又负责“报业道德模范”与“电视道德模范”的起草,并仿照普立兹新闻奖,负责起草曾虚白先生新闻采访奖、公共服务奖等一系列奖助办法。1975年,自己斩获新闻学术著作奖,1977年9月,获得曾虚白新闻学术著作奖。

1979年,蒋经国先生聘请著名学者成立8个咨询小组,我担任新闻组召集人。

1981年,我奉命再次赴美,对美国政府公共关系、国际宣传、新闻事业以及舆论领袖等实地考察。1982年,肩负使命的自己完成了《美国政府公共关系》一书,并对美国20余家著名日报社、3大新闻性杂志社、两大通讯社、4大广播电视网以及340位专栏作家,做了系统研究,约100万言。我还向当局适时提出了诸如开放“报禁”,开放两岸探视,举行两岸政治谈判,以示追求和平之决心。我的这些建议事关重要,影响深远,蒋经国先生为慎重起见,就此广泛征询各方意见,历时5周时间,组织周详研讨这些建议,在得到一致通过后,成为了台湾施政改革的重要政策。

担任政大新闻所所长后,我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大多变成现实,并成立了亚洲第一所新闻学博士班,获得蒋经国颁发的华夏奖章、美国(ABI)国际传播学术成就金牌奖等荣誉

1981年8月至1987年7月这6年间,我担任了台湾政治大学新闻所所长,是政大的第4任所长。之后,四度担任台湾“教育部”大专院校新闻传播科系教育的评鉴委员,并任召集人。这期间我提出了,完善规划课程,增强人文、语文与社会科学学分至75%,减少新闻专业课程学分至25%等建设性意见,这些建议,大多变成了现实。

基于自己多年的潜心研究,我认为政大的新闻教育必须成立博士班,才能彻底改进台湾新闻教育的缺失。1981年,我主持新闻所工作之际,即向台湾政大的欧阳校长提出了5条具体建议,论述了成立博士班的意义。这5项建议,获得校长、同仁及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与支持。1982年12月,政大新闻所博士班,以特许专案方式成立,后来才知道,这是亚洲第一所新闻学博士班。在台湾新闻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我的博士班学生毕业后,不仅完全顺利就业,而且很快就能出人头地,担当重任。尤其是我的学生关绍箕教授,他完成的关于传播理论及传播思想史两部巨著,荣获王惕吾文化基金会新闻学术著作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新闻所博士班已被学术界所肯定。

1986年10月,我获得蒋经国先生颁发的华夏奖章;1997年6月,我获得美国传记文学研究院(ABI)国际传播学术成就金牌奖,1998年,我名列世界名人录,到1999年,我的名字被载入《英国剑桥IBC国际名人大辞典》。

在北京清华大学,向新闻传播学院赠送图书仪式,右为胡显章院长

编写《山东人在台湾》的过程充满艰辛,初稿600多万字,我一字一句认真看了4遍,以至于视力从1.0降到0.8,很少生病的自己累得连得三场大病。8年后,这部17册的专集问世

山东人骨子里天生有股子勇于担当、爱国爱家的精神。作为一个山东人,编写《山东人在台湾》自然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上世纪90年代,台湾某些当地人有排挤外省人的现象,说我们吃吃喝喝,没有做什么贡献,这让自己感到很气愤。我多年来从事新闻学教育,深知要说服对方,必须有事实证据。作为一个山东人,我觉着最好的证据就是编写一本《山东人在台湾》的书籍,介绍山东人在台湾的事迹,为在台湾的山东人立传。同时,这也是自己对于故乡山东能够尽的最大孝道。

当时,据我所知,已经有很多山东人跻身台湾各行业的精英阶层,而山东人却很少懂得推销自己,做出的业绩,很多人并不知情。决心一下,我便开始四处奔波,忙了起来,在台的山东人分布在各行各业,我跑遍了台湾的25个县市。编写的过程更是充满艰辛,初稿600多万字,我一字一句认真地看了4遍,以至于视力从1.0降到0.8,很少生病的自己累得连得三场大病。

8年后,这部17册的专集终于问世了,当时我幸福地笑了,那可是自己一生中最开心的笑啊。

编著这套专集,我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记住山东人在台湾50年的艰苦奋斗,让大家能够体会到生活的压力和创业的艰辛,让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珍惜眼前的幸福,不要挥霍享受,将诚实负责、勤劳节俭、勇于创造的美德一直延续下去。

蒋经国采纳了我开放大陆探亲的建议,然我回到寿光,父母却已早逝,家人全都下了关东。我用3年时间,把一家30多口从北大荒迁回,让家人回到寿光的家,即使自己漂泊在外,心里也安慰多了

自己虽然1949年就相随着去了台湾,但人在异土,思乡念家之情须臾未断。想家时,就只能到处找来彼岸的报纸看。从1950年开始,我就坚持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尽量多了解一些大陆的信息。那时能从报纸上看到一点关于山东的新闻,就激动得整宿睡不着觉。

年龄愈增,思乡愈切,加上目睹那么多背井离乡的外省人尝尽与亲人离散之苦。在1982年,我终于忍不住向当时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提出建议,要求开放两岸探亲。之后,在艰险的环境中,我又不顾自身危险,不断提及此事,督促台湾当局作出决议。终于,在1987年10月,蒋经国决定撤除禁令,准许岛上民众自当年11月2日起申请返回大陆探亲。

回到寿光东斟灌,父母却已在“文革”时期双双早逝,弟弟及家人都去了黑龙江北大荒。等我赶到黑龙江农场,见到弟弟时,失散40多年的亲人抱头痛哭。离家时,四弟才四五岁,小弟还没出生,一晃突然成了须发斑白的老人。唉!每每想起那一幕,自己总是慨叹不止。

身为哥哥,却没有机会照顾弟弟及家人,内心十分歉疚。之后3年内,我多方奔波,几经周折后,终于把一家30多口人从北大荒迁回了寿光老家。我给他们购买了房子,算是又在根土安了家。让家人回到寿光的家,即使自己漂泊在外,心里安慰多了。

找到家乡亲人后,我回山东就更频繁了。尤其是近年来,基本一年要回来两次,一是看望故乡亲人,二是参加学术活动,推动两岸学术交流。

我向海峡彼岸的32所高校,捐赠新版图书16200余册,先后为潍坊科技学院设立4次李瞻奖学金,我感谢这方土地赋予我的秉性,就像我的寿光口音一样,早已成为永远抹不掉的烙印,走到哪都带着

这么多年,我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客座教授,并多次访问山东大学。自1989年到2009年,我向海峡彼岸的32所高校,共计捐赠各种新版图书16200余册,主持召开或参加两岸学术会议30余次,促进了两岸的学术交流。

我更是多次回到家乡大学——潍坊科技学院作学术报告,先后为学院设立4次李瞻奖学金,捐书1000多册,一直关心和支持着家乡教育科技的发展进步。记得有一年,我到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演讲,演讲完毕,甘院长付给演讲费,被我婉言谢绝了,我说:“我这是回家做报告,收钱那成了什么事了啊!”这么多年,回家做过不计其数的演讲报告,我一概分文不取。

2009年6月22日,我被潍坊科技学院特聘为名誉院长,并应学院邀请,为文法系和机电工程系一千余名师生作了题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三项发明》之专题学术报告。讲演报告中,我讲到“人生在世,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应该用冷静的头脑去接受挑战,用智慧的头脑去应对各种困难,用逻辑的思维去分析事物的发展方向,用世界的眼光去看发展问题。只要我们能做到,相信每个人都会进步,都会成功。”报告不断被家乡学子们的热烈掌声所打断。

这么多年,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每次回到家乡,都能体会到家乡的生活经济水平都不断攀上新的台阶,城市面貌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每次回家,很多人都惊讶于我那一口标准的寿光腔。大家认为,我离乡近70年,却“乡音未改”,殊为难得。对此,我常做这样解释:乡音中包含的是情分,是感念,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都应记得自己是山东寿光人。我时刻认为,所谓“乡音难改”,难改的其实就是故乡泥土所赋予的秉性。

所以,要言感谢,首先得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感谢这一方土地赋予我的这些秉性。这就像我的寿光口音一样,早已成为永远抹不掉的烙印,走到哪里都带着。

很多年前,我发现家乡菜农单纯靠卖菜,价格上不去,着急心疼的我就动了蔬菜深加工的念头,帮着联系美国技术成立了公司。现在回家,看着企业不断壮大,就像看到自己孩子成长一样开心

一回到家乡,我就成了寿光的孩子,就成了这片土地的孩子,能为故土做点事,感觉心里踏实。

每次回家,我都要参观菜博会、示范园,参观农民兄弟们的蔬菜土棚,每每看到满眼或碧绿或红艳艳的蔬菜,听到熟悉的乡音,我跟爱人往往高兴得跟孩子一样。

回到老家,给莘莘学子讲述过去的事情

早几年回去,我发现农民蔬菜生产的科技含量相对较低,单纯靠卖菜,价格上不去。着急心疼的我心里就想,“如果能融合现代科技力量搞深加工,那么蔬菜的价值就会大大提升了。”

所以,在2003年,我为寿光蔬菜生产深加工牵线搭桥,联系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成立了一家企业。把蔬菜晾干磨成粉,添加各种有益肠道的益生菌类,这样,做出来的蔬菜胶囊、蔬菜干儿价值就高了。之后几次回乡都带着美国生物科技方面的专家,进一步给公司提供科技支持。

今天,这家企业早已成为了一家集原料种植、产品研发、生产加工、外贸出口为一体的现代化专业绿色食品深加工企业。公司60%的产品出口,家乡人也开始大赚外国人的钱了,我特欣慰。现在每次回家,我看到这个公司一步一步发展壮大,厂区面积不断扩展,就像看到自己的孩子成长一样开心。

1995年10月,与爱人文英登上泰山之巅

在父母年老弥留之际,我没能在身边侍奉、给他们养老送终,成为终生遗憾

去台湾的那么多年,不能回家,我时常站在高处遥望着家的方向,想象着父母正在做着什么。总觉自己就像一只孤鸟一样,飞翔在异地他乡的高空。

然而,父母的早逝却让自己一直难以释怀。我常说,此生对事业、对家庭、对社会、对乡土都付出了努力,可以无憾了。唯有对父母没有尽到为人子的责任,没有在身边侍奉他们,是自己终生的遗憾和内疚。

前些日子,老家来电话,说崔效杰英年早逝,我和老伴心情一直非常沉重,回老家大学讲课的情景就在眼前,然斯人已去,再也不得相见了。

在本篇人物专访就要完稿时,李瞻老先生托他的亲侄子,寿光大森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李鹏,给记者送来了一本他的最新学术著作,轻轻翻开飘着悠悠墨香的扉页,2行大字模糊了记者双眸:谨以此书悼念我永远怀念的父母;并献给我最亲爱的家人……

责任编辑: 罗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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