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期nbsp; 张树铮

时间:2011-07-12 10:33   来源:   

本报记者:慧茗

爷爷张玉山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介绍入党的寿光第一个中共党员(1924年)、寿光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山东省第一个农村支部)、第一任县委书记。第一次大革命以后,即使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他仍最大限度地在寿光保存和积聚了革命力量,留存了宝贵的革命火种。

在由中华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大辞典》中,有孔子、林语堂、蔡元培、顾炎武、郭沫若、季羡林等大家之名,也有两个咱寿光人的名字,一个是造字始祖仓颉,另一个就是国内方言音韵和方言历史学术研究最早的学者——张树铮。作为一代革命家张玉山的长孙,他没有辜负祖辈期望,在那个属于自己的领域,取得了骄人成就。这个培养了40多名博士硕士的博导,这个15年来一直是山东省高考语文阅卷评分标准制定者的教授,这个已有著作近300万字孜孜以求的学者,在他毕生热爱追求的事业里,却从未离开过家乡,离开过研究故土文化。在全国各大刊物发表了若干关于家乡方言风俗研究的论文,一本洋洋洒洒20多万字的《寿光方言志》一经出版,引起国内学术界极大关注!20万字,如20万个音符、20万声回家的脚步,尽释一个游子思乡念家的依依情怀!

爷爷张玉山

桌上摊的全是他的专著,但《寿光方言志》是他的最爱

学术之路 缀满乡情 ——访语言音韵和历史研究知名学者、山大学术带头人、博导张树铮

寿光是我的故乡,寿光方言是我的母语。当我操着浓浓的寿光话远离故土,步入方言学习与研究之路时,回过头,才更加深入地认识到了寿光方言的鲜明特点和不菲价值,从而更加深了对寿光方言的热爱。寿光方言的许多材料,成为我进行语言研究的重要源泉。虽然陆续发表过很多关于寿光方言的论文,但如何把寿光方言的全貌介绍给国内外的读者,让寿光方言更好地发挥她的价值,长期以来,成了萦绕于心的夙愿。

我是带着对寿光方言的热爱,带着对故乡的报效之心动笔并努力完成《寿光方言志》一书的。

——摘自张树铮《寿光方言志》自序

作为一个爬格子数十年的文字记者,在采访这个从事语言研究的心仪人物之前,可谓做足功课,并穷其所能,搜罗到了关于他的一些信息:

1956年11月1日,出生在牛头镇张家庄村。1977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84年研究生毕业。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语言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方言学、音韵学,兼及语法学、社会语言学,以方言历史研究为学术专长,是全国北方语言音韵和历史研究起步较早的学者。曾独立获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合作获得一等奖两项;被评为山东大学中青年学术骨干,还获得首届山东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

可当记者摊开采访本面对面采访时,听到更多的却是,这个谦逊的学者用他那最纯正的乡音,讲述关于老家记忆的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方言故事,悠然倾诉一个游子的浓浓乡情。

小时理想竟是当报纸编辑

说起来,你这个从事新闻的可能不信,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竟然是做报纸编辑。还记得,小学时,自己就编了一份手抄报纸,编了很多期(名字想不清了)。随着年龄渐大,我把这份心思放到了为学校、为班级办黑板报和壁报上。到了当中学教师时,浑身是劲的自己单枪匹马为单位编辑过油印《三秋战报》若干期。组稿,撰稿,刻板,油印,分发,天天忙得不亦乐乎。尽管条件简陋,但着实过了一把主编瘾。

上大学之前,在县商业局工作时,就曾在《山东青年》发表了散文诗三首。读本科期间,又在省级正式报刊上发表过诗歌七首,其中《山东文学》两首、《济南日报》三首、《济南文艺》、《鹿鸣》各一首,在《山东大学报》发表数首,其中一首后来被收入《峥嵘岁月》一书。自己还曾任山大铅印学生文学刊物《沃野》编辑,当时这本刊物在全国很有影响。

恰同学少年

一生难忘家乡漫漫求学路

小学六年,我的学习成绩都是优秀,且一直担任班长。上初高中时,在学习上更是如鱼得水,加上办黑板报等积极突出,很得校领导及老师赏识。记得高一年终考试时,我考了成绩年级第一,得到校领导在全校大会上的表扬。其实那次考试我一直总觉没考好,回家时都没好意思拿成绩单给父母看。

1974年夏,高中毕业后,俺们联中的一位女民办教师请产假,我被安排去代课。不久,被学校留用,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1976年,我参加了一次文艺创作学习班,被县文化馆的一位老师“发现”,从而被引荐到县武装部帮忙写材料。同年秋,县里招工,寿光县委卢星文书记亲自批示:张树铮的爷爷是革命先烈,同意安置张树铮到县商业局工作。恰好当时局办公室缺一个能写会画的人,我因为有这方面的特长便留在了办公室。

1977年9月下旬,一位老同志悄悄给我看了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的谈话手抄件,让我燃起了上大学的希望之火。经过一个多月的自学复习,我于12月9、10日两天,参加了高考。那场从1966届至1978届共13届高中生一起“混战”空前绝后的高考(当时允许高二未毕业的同学参加高考,甚至还包括一些初中生),第一榜公布,我名列其中。

1978年春节过后,准确地说是1978年2月17日晚上,我接到了县文教局打来的电话,说我被山东大学录取了,要我第二天去拿通知。兴奋的自己赶紧骑上车子赶到县卫生学校,向正在教课的父亲报喜。

1978年2月27日晚上,伴着翩翩起舞的雪花,我来到了山东大学,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她。

30多年来,我亲眼目睹了一级又一级的新生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山东大学报到,每每看到这些,便想起自己在老家的升学之路。探究推介妙趣横生寿光话

山东大学素以文史见长,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百年山大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1901年山大成立之初,即设有文学科目。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杨振声、闻一多、老舍、梁实秋、沈从文等一批大师、学者和著名作家云集本院,为山东大学的校史增添了光彩;建国之初,著名学者王统照等先后执教本院,进一步奠定了山大在全国大学中以文史见长的地位。

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的自己,总是庆幸能够进入到山大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所以学习起来,总感觉到有人在后面用鞭子赶着似地,一股子劲。上学期间,我便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硕士研究生,1984年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也掀开了以寿光方言为起点、北方方言系统研究的人生崭新一页。

常年在外,最思念的是家乡,也把最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古老而有趣的寿光方言研究中,并把研究成果在第一时间内公布,向世人介绍我的最最情真的母语。从1990年起,国内业界权威的学术杂志《方言》,开始陆续刊登我的寿光方言研究论文。

还清晰记得,1990年第3期《方言》刊登了我的《山东省寿光方言的形容词》。文中介绍到,寿光方言形容词有着丰富的后缀,首先是绝大多数音节常见形容词都可加后缀,只有“多、少、好”这几个例外,再就是不同的形容词往往有着不同的后缀。

如:肥成、热乎、瘦乔、长森、细溜、圆悠、咸镇儿、甜丝儿、苦西西地、辣侯侯的等。更有能够同时跟许多形容词结合的后缀,如:乎——胖乎、沉乎、密乎、温乎;科——脆科、饿科;巴——俊巴、紧巴、干巴、嘲巴;堂——光堂、滑堂、亮堂;查——丑查、粗查、笨查;立——横立、竖立、斜立;不流地——酸不流地、苦不流地、淡不流地、紫不流地等等。

通过我的这篇论文,全国的读者都了解了寿光的不孬、秦、孙、精、鬼、拙古、痴乃、小作、大拉、点实、失慌、轻、浪、皮、信实、恣儿、如作、得劲、下意地、斜古等成百上千个寿光形容词方言。很多读者给我来信,表达了对寿光这一带着浓重辽代语言色彩古老方言的敬重和兴趣。

1995年第1期《方言》刊登的是《山东省寿光方言的助词》。在这篇论文中,我重点研究了“了”,用在句中、句尾时,寿光人读作“览”,比如,他把书早就拿走览。比之北京话,家乡话陈述的意味更浓,感情色彩特色更丰富一些。

研究中,我还发现,寿光方言中的“了”,还有两种用法很特别,一是相当于北京话的“到”,如:趴了炕上,就是趴到炕上的意思;二是相当于北京话里“得了”的意思,如:那么大饽饽你吃了?就是那么大馒头你吃得了,寿光人很少说“得了”,而是把两个字凝缩成了一个,不禁让人叹服!

寿光方言中的“着”除具有北京话里“着”的意思外,也具有“到”的意思,如:买着电视了。还有就是相当于“要……的时候”,如:你来着先写个信来,就是你要回来的时候,先写个信来。四个字,变为了一个字,妙极!

1996年第4期《方言》杂志,又刊登了《山东寿光北部方言的儿化》。我从小在寿北长大,本身寿光方言的儿化就颇具特色,尤其是北部方言的儿化特点就更为突出,大致包括田柳、营里、羊口、台头等,经过我多年系统研究,在家乡认为比较土的“北洼话”,实际上带着浓浓的辽代遗风,是更为古老的语言,这弥足珍贵!

在黄帝时期,寿光就出了造字史官仓颉,他被尊为“造字鼻祖”,今天寿光这块土地上的语言丰富而多彩,作为一个研究语言方面的学者,我总是为之自豪不已。

面对家乡记者,他说自己仍在路上

1961年正月初六,与奶奶、父亲合影

和爱人把这些博士生当做孩子

在仓圣公园仓颉祠前留影

《寿光方言志》引起国人注目

1993年,我又回到故土,长时间深入寿光县城及各个乡镇,系统研究寿光方言的由来、传承及特色风趣。还记得当时我的发音合作人中,有城里退休老师、66岁的张元熙,有63岁的农民刘振明,有寿光教师进修学校电大中文班的各乡镇学员……我进行了将近一年的系统研究,写出了长达20万字的《寿光方言志》,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引起业界学者和广大读者的密切关注。

在这本著作中,我几次提到寿光方言中的一个词叫做“穷搭拉的”,意思是家境穷困。这肯定不是一个褒义词,特别是当今这个时代,你长得再帅气、再潇洒,但假若没有赚钱的本事,“穷搭拉的”,俊俏闺女是看不上你的。

像我们这代人都是从“穷搭拉的”时候过来的,现在早不再为吃穿犯愁了,不过一想起“穷搭拉的”这个词就觉得纳闷——为什么叫“穷搭拉的”呢?穷就穷吧,再加个“搭拉的”做甚?这个“搭拉的”到底是何方衰神,让家乡人跟“穷”结结实实地绑在一起?这勾起了自己的研究兴趣。通过系统研究,我发现咱们寿光这个“穷搭拉的”还真有些来历呢。

《辽史》的《奸臣列传》记录了辽朝的奸臣十人,其中以耶律乙辛为首。此人小时候出身贫困之家,其父名迭剌,“家贫,服用不给,部人号‘穷迭剌’”。不过乙辛却长得仪表堂堂,还凭借自己的狡黠当上辽朝重臣,封赵王,加守太师,曾权倾一时,门庭馈赂不绝。后被缢死,大概是因为其人做尽坏事,被人憎恶,所以其父“穷迭剌”的事儿常常让人揭腾出来,应该是当作出身不良的“污点”吧。

我想,这个“穷迭剌”应该就是方言“穷搭拉”的来源。“迭”字古代读dia一类的音,又读轻声,变为“搭”并不奇怪。这样,在家乡,一个臭名昭著的人名,就变成了一个颇含贬义的形容词。

在家乡方言的研究中,我总会结合现状,根据一些历史资料,研究出这些方言的来源和演变过程。比如像营里、羊口等寿光北部,他们多数发音中的“zi”“ci”“si”和“zhi”“chi”“shi”分不清楚,比如管“吃饭”叫“七饭”。原来咱们看待这些语言,只是觉着他们说话“土”,实际上,经过研究我发现寿北语言,最大程度地留存了辽代语言韵调,这一现象,在国内十分少见,她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同样是一种值得尊重的语言。

家乡人喜好以地名做乳名

我在多篇论文里,写到了小时跟自己玩泥趟水的小伙伴们,写及内心那个最柔软温馨的所在。还记得老家话中,学名称作“大名儿”,乳名称作“小名儿”。学名一般要排行,同族兄弟的名字中大多要有一字相同。此外,学名还要讲究意义,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有讲头儿”。至于小名,则只是学前名字,入学后除了长辈和同辈发小之外,一般就不能随便叫了。

还记得,我小时候,能知道小伙伴们父亲的小名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每每打架时,骂他父亲的小名,就会感觉到很占便宜、很侮辱对方。

小名起名,在家乡非常随意,尤其是女孩。常常叫“妮儿”或“妮子”,姊妹多的就叫“大妮儿”、“二妮儿”、“小妮儿”。女孩如果是头胎,则常常被叫做“转”、“换”、“改”之类,无非是父母希望下一个别再生女孩了。

相比而言,男孩的小名起名比女孩要稍微真重些,虽然没有学名那样讲究,但起码没有像女孩儿那样用通名(妮儿)做专用名的例子。有的老来得子或是几代单传的情形下,好不容易生了个男孩儿,常常叫做“保住”“拴住”“锁住”之类。也有的就起个恶名或脏名,如俺那地方就有叫“臭屎”的,也有叫“窝囊”(方言中脏的意思)的,还有叫“狗剩”的。叫“小狗”和“狗子”的就多得数不胜数了,取好养活之意。

不过,在我的印象中,最普遍的形式还是起一个地名,譬如叫“北京”“上海”“天津”“烟台”“潍县”“益都”“昌乐”“临朐”等。而“济南”“青岛”“南河”等,因为家乡人忌讳其中的谐音,就一个没有叫的。

家乡人喜爱以地名为乳名,其实是个聪明便捷的方法。中国国土这么大,地名这么多,随便找个喜欢的地名真是太容易了。

在取自本县的村庄名中,主要是大的村镇,但也有些小村名。现在还记起来的有:寿光、侯镇、上口、台后、道口、官台、稻田、洋头、丰城、王高、邢尧、纪台、寒桥、尧水、屯田。

在我的下意识中,乳名更像是一个人的本真面貌,而学名则附带上了许多社会因素的色彩。小时候的玩伴,如今说起他们的乳名,会感觉平添亲近。而说起他们的学名,则显得客气、尊重,却也疏远了许多。事实上,许多小时的玩伴,我可以一下子说出他们的乳名,对他们的学名则常常要想很长时间才能想起来,有的甚至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了。

小名,一个多么亲切而温馨的家乡回忆!一个烙在自己身上时时回味的古铜色印记。

奶奶的名字张大娘马淑香

早在1927年,爷爷就病逝在革命工作的岗位上,奶奶一直一个人生活直至病逝。尽管有爷爷的背景存在,但奶奶却是一位极其普通的家庭妇女。同旧时代走过来的妇女一样,结婚前奶奶有自己的乳名,结婚后就变成了“无名氏”,这在过去实在算不上稀奇,值得一说的变化发生在奶奶65岁之后。

1959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我家生活也是日见窘迫。因着爷爷的缘故,经有关领导安排,奶奶被安置在县招待所,国家每月发给她30元的生活费。从此奶奶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也带来了她名字的变化。

会计在发第一笔生活费的时候,总不能写“张氏”“马氏”或“张马氏”吧?于是,不知是谁,就给奶奶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马淑香。奶奶还有了自己的印章“马淑香印”。四个字是楷书,字体隽永,我至今记忆颇深。

不过,知道奶奶这个名字的,大概除了招待所的会计,就是我们家的人了。使用频率更是少得可怜,只有每月发生活费时,会计那儿才使用一次。那时候到招待所开会的人很多,大家都知道张玉山的遗孀住在那儿,常常去看望她,都是称呼她“张大娘”。

转眼又过了20多年,粉碎“四人帮”后,县里重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因为奶奶的特殊身份,她不仅成了人大代表,还是主席团成员呢。奶奶的名字自然也就列在了主席团名单之中。但您猜上面写的是奶奶哪个名字呢?说实话,当我见到会议文件中的主席团名单时,也不禁大吃一惊:名单上赫然用三号字印着——“张大娘”!我想,县级或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正式名单中出现这种名字,绝无仅有,真真是“凤毛麟角”了!

我曾私下猜度,奶奶对“张大娘”这个名字是满意的。一来恐怕连她自己对“马淑香”这个名字都会感到耳生,二来如果没有“张”(我祖父),怎么会有她这个出出进进各级政府、人人尊称的“大娘”呢,她怎么会坐在县人大主席团的位子上呢?不过,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亲自问过她。

奶奶高寿,1985年去世,享年91周岁。我当时注意到,在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方面送的花圈和致悼词中,无一例外,用的都是“张大娘”。

调研青州满族北京话方言岛

在寿光毗邻青州,有一个“北城村”,因为全村人都说北京话,当地人都叫它“小北京”。

1993年暑假,我和爱人从台头骑自行车,骑到寿光县火车站,跟拉盐的火车司机商量好,把车子扔到火车上,俩人坐上了闷罐货车。尽管这是我这个大学教授一生唯一的一次坐大闷罐,但俺俩却一路有说有笑,精神始终高度亢奋着。

此次到寿光邻邦之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到青州一个叫北城的村子做地方语言学术调查。北城村在青州城西北距火车站约五里路,是一个有两千人口的满族村。这个村子的村民在习俗上与当地汉族毫无二致,但他们却个个说着北京官话,是山东境内仅存的北京官话方言岛。这个现象既是山东地区一种罕见的语言现象,对于我国研究汉语方言更具有特殊意义。

在青州火车站,从火车上搬下自行车,风尘仆仆的我们顾不上洗掉满脸的土尘,就骑上车子快速往北城赶去。因为内心很明白,自己是对此村历史调研第一人,所以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自豪感。

在村会计关家祺的陪同下,多天的详尽考察走访,我有了很多新的发现,将之认真整理后,发表在1995年第1期《中国语文》杂志上,很快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

青州北城人说的话,当地汉族习惯上称之为“北城话”“北城腔”“满族话”“满族腔”。我没调研之前,大家都认为北城人说的是北京话,通过几天走访,我发现北城话与北京话略有不同,从语调上有些接近东北话。

对此,我更加深入地进行了研究思考。据我研究,北城话的渊源范围不出两处:一是北京话,一是旗兵入关之前的东北话。尽管从听感上,北城话接近于东北话,但根据我的研究,北城话还是与北京话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且是比北京话还要老的北京话。

但又有一个问题相继而来,清代派旗兵驻防全国各地,不独青州,可将原籍汉语方言保存至今的却仅有此处,比如那时德州也有大量旗兵驻扎,但其后代早已改说德州话了。而北城人却为何例外呢?据我研究,民国之前,满族聚居并主要活动在北城城里,村子周围有高高的城墙,与当地汉族接触较少,这大概就是北城话得以保留的主要原因。

作为学者,我始终认为,北城话这一特殊语言现象,是满汉两民族在文化融合中的一种遗留,对于研究满族历史和文化以及普通语言学都很有价值。

自那时起,我对于青州北城便多了一份关注。一晃过去近二十年了,可以想象,随着城市的快速扩张发展,北城早已不是当年的郊区小村了,现在肯定已被包围在城市之中,大量汉族人应该大量涌入进这个村子,亦有大量的北城人走出“围城”。是北城话加快速度消融在青州话之中,还是北城话带动青州话向普通话靠拢,抑或兼而有之,这是我今年的研究计划,我也盼着寿光老家有对此感兴趣的老师、乡亲们一同前往,关注寿光毗邻这一特殊而有趣的语言现象。

对根深深眷恋而苦做学问

下得楼来,已是华灯初上,听说我是来采访张教授的,楼前几个乘凉的大妈说,张教授可是俺院里最用功的知识分子,他常年没有节假日,没有8小时以外,是俺们人人敬重的教授。住了这么多年,张教授家书房的灯很少在12点以前熄灭过,亮到两三点也是正常现象,这个寿光人做学问做得太苦了!

回首遥望着张树铮教授家明亮的窗口,记者耳边又响起这个质朴的寿光后生、革命后代纯朴语言:“我觉着,教学生,是有始有终的,而做学问,一旦入进去,真是没有什么上班下班的。”

不仅慨叹,是啊,一棵大树,因了对根的恋情相依,更有几十年如一日的辛勤耕耘浇灌,才有今日的繁花似锦!

责任编辑: 罗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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