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期 张绪山

时间:2012-04-07 15:45   来源:寿光日报   

我们为家乡走出一个知名历史学者而庆幸,更为庆幸的是,他以严谨而客观的历史学者视角,详尽回味了曾延续了几代人生命的地瓜干子窝头 (也叫面子);睡通铺、啃咸菜、苦涩却上进的高中生活,他的回忆,会让我们七十年代以前的每一个人,挂着泪花、带着微笑,陷入到沉思之中,像过电影一样尽情地回味起那并不久远的一幕一幕……

 之前记者的记忆中,尚没有一个采访对象或作者,对那段发生在寿光地上的 “特殊历史”回忆得如此详尽而“煽情”……

从历史之窗探出头来

 ——访我国拜占庭史研究开拓者、《封建社会》翻译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绪山

知名历史学者张绪山这个骄子新闻线索,是寿光中学的马德彪老师提供的。在清华大学的采访过程中,翻看着马老师托记者带去的《寿光中学志》,张教授几次感言,一个县级中学能制作出如此精美厚重的校志,一是家乡经济发展带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二是母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三是有像马德彪那样兢兢业业的好老师呢!

采访中,张教授除了跟记者谈恩师,谈希腊漫漫七年留学史,谈毛泽东眼中的鲁迅,谈对地瓜干子面子的复杂心绪,谈每次回家家乡的巨大变化……谈的最多的还是对老家过去的记忆及上学时的情形。用历史学者的眼光,用历史学者的语言,去看待去回味那段不堪的贫穷却上进、味苦、清甜的过去,别有另外一番意味在心头!

因此记者又将其单独成文,让读者在富有而快乐的辰龙新年到来之际,再回味一遍我们那段历史。

地瓜中的百味人生

 A.

 中国城市的冬天,大街上总能看到有农民兄弟烤地瓜叫卖。

寒冷的冬季,路过那烤炉时,总会闻到一股甜甜的味道,看见购买者拿着烤地瓜,剥开皮,一股热气袅袅蒸腾开来,让人心里暖暖的。一对对青年恋人更是在看完晚场电影,卿卿我我地相拥着来到烤炉前,买上一块刚出炉的烤地瓜,然后你一口我一口地分而食之,爱意与食物融为一体,精神与胃口俱得满足,那地瓜就是天底下最精致的美味,也是分享爱情的最好手段。

我刚上幼儿园的女儿有回对我说:“爸爸,你没吃过烤地瓜吧,可好吃啦!”我知道她是希望我给她买,于是,我心情复杂地买了一块交到她的小手里,看着她吃得津津有味,我忍不住问她:“好吃吗?”“好吃,真好吃!” 说着便送到我的嘴上。我说爸爸不想吃。“爸爸小时候天天吃这东西!”她似乎很吃惊,有点怀疑地问:“你可真幸福!”听了这天真的回答,我真是百感交集,不知说啥才好。她完全不理解,爸爸那一代人对地瓜有着完全不同的情感。

她不知道,那个时代发生的一切,就好似《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一样妙不可言——顿顿吃地瓜带来的 “幸福”,爸爸可是受够了,以致于现在一看到地瓜,就禁不住胃涌酸水,心中冒出不自觉的诅咒,那个留下梦魇一样可怕阴影的时代!同样的一块热腾腾的地瓜,对于不同的人,意义就是这样的不同。

B.

1963年3月,我出生于稻田镇谭何村。小时候的家乡,可没有一个像今天这样阔气现代的塑料温室,是种植地瓜最集中的地区。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一片片绿油油的地瓜地总是占据着显著的位置。 1963年,郭沫若曾以这种农作物为题填过一首《满江红》:

“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三七零年一转瞬,十多亿担总产额。一季收,可抵半岁粮,超黍稷。原产地,南北美。输入者,华侨力。陈振龙,本是福建原籍。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还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这首词与郭氏晚年的其它诗词一样,诗意贫乏,早已不见当年那位浪漫诗人的才气。不过,他说地瓜“一季收,可抵半岁粮,超黍稷”,倒是符合实际的。在郭氏填写这首词的前三年中,正是地瓜的高产量,才使千万人免于死亡。在那个年代里,地瓜的确挽救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性命。

C.

从我记事起,地瓜就一直是当仁不让的主粮。地瓜的储藏,主要是将其切成薄片晒为瓜干存储。所以每到深秋,各家各户都会忙着刨、切、晒、收。切成片的地瓜干晒在地瓜地里,白花花地一片又一片,煞是好看。地瓜干可以储存一年乃至多年,可以磨成面粉做成窝窝头吃,家乡人又叫面子,当然也可以煮来吃。晒瓜干的季节最怕下雨,一般说来,切好的瓜干需要五个以上的好天气才能完全晒干,如果在这几天里遇上连续阴雨,就会变霉,甚至腐烂。不过,即使腐烂,人们也舍不得扔掉。有时候,家中的情况常常是,锅里煮的是鲜地瓜或者瓜干面汤,箅子上蒸的是以瓜干面做成的窝头,土灶里烧的是地瓜蔓子。我在小学读书的五年间,基本上就是以地瓜充饥。很多时候早上去上学,往往是吃着一块熟地瓜匆匆赶往学校。以地瓜充饥不能持久,常常坚持到十点左右,肚子就开始咕咕乱叫,特有“饥肠辘辘”的感觉。 1976年,我入初中读书,依然是与地瓜干窝头为伴。杜甫诗句形容唐代岭南人的生活习俗,曰:“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而当时我们各家各户的情况是:“人人吃窝头,顿顿瓜干面”,甚至连玉米面都很少吃到,偶尔看到有的同学吃到玉米面较多的窝头,大家心里都羡慕得要命。

D.

地瓜这种食物一直伴随着我,于1980年秋天进入大学之门。考大学之前,我心中最大也是最迫切的理想,是尽快与这种食物说“再见”;当时考大学的最大动力很简单,就是能够吃上商品粮——白面细粮。所以,时至今日,对于地瓜这种东西,我的内心仍充满了难以言状的复杂情感:一方面,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命是依靠它来维持的,按理说我应该感激它,但在另一方面,这种食物使我的童年记忆中又充满了难以抹去的苦涩和辛酸,那种不得温饱的滋味至今依然刻骨铭心。我心中一直萦绕不去的一个问题是:对那个时代的这一切,谁该负责?这一笔历史旧账,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翻过去了吗?历史就是如此容易地被忘记了吗?

特殊的时代,难忘的高中生活

A.

中年以上的人都知道那是怎样一个岁月: “四人帮”垮台,整个民族结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国家经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上缓慢而艰难地起步;邓小平开始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整顿;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国家开始呈现出万物复苏的景象,饱受磨难的中华民族像大病初愈,从可怕的梦魇中蹒跚着走出来,渐渐恢复生机。

这一时期,对青年学子的命运影响极大的事件,是1977年高考制度的重新恢复,在今天视为寻常之事的一年一度高考,在当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1977年的高考,允许“文革”以前毕业早已超龄的高中生报考,也允许那些因“家庭成分”曾久久受到歧视的学生报考。对于这些经历“文革”的中年学员而言,高考制度的恢复就意味着可以获得重新读书的机会,可以重圆少年时代被“文革”风暴无情击碎的充满幻想的旧梦。

总之,对于整个文化营养严重缺乏的青年人来说,对高考的期待,用“久旱盼甘霖”这句话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现在被每位中学生视为天经地义的参加高考的权利,在当时简直就是一种恩惠;对于今日被沉重课业压得叫苦连天的中学生来说,当年求学者那种迫切的求知情感,恐怕是很难理解的。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结束了在初级中学的学习,进入到高中校园。

B.

1978年,我考入寿光中学,当时是全县的三处重点高中之一。当年能升入高中已属不易,进入重点高中求学则更难。

考入重点高中的学生,在普通百姓眼里,似乎一只脚已经踏进神秘的大学之门,是很值得羡慕的。寿光中学依河而建,主要接受来自弥河以东地区考试分数达到要求的学生。入校后似乎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刚入学的新鲜感,便投入进了紧张的学习之中。

记得第一个星期的作文课,老师出的题目是《开学那天》,要求新生描述入学第一天在新校最深刻的感受,记得我冥思苦索一节课,也未能写出自己得意的文章来,最后草草完工,交作业了事,

C.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整个民族刚刚从一场空前的浩劫中走出来,物质匮乏,生活艰苦,是当下的中小学生难以想象的。

当时学校规定,两个星期学生可以回家一次。大多数学生离家较远 (20至30里之外),那时交通很不发达,又无自行车代步,徒步回家是一件十分浪费体力的事情,但想到即将与家人团聚,每人心中都说不出的高兴。

记得星期六午饭一过,抹抹嘴便兴冲冲地动身,路途虽然劳累,但有几个同学结伴而行,沿途道路两旁的田园风光赏心悦目,完全不同于学校中紧张乏味的读书生活,谈笑风生中还可以愉悦一下疲惫的心灵,的确享受到了不少乐趣。

困难的是第二天返校的行程,因为每个同学必须背回两个星期所需要的瓜干面、咸菜及生活用品。这即要求同学们在第二天 (星期天)的午饭过后就要动身,否则就会耽误晚间的自习课。由于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很大,很多同学在晚自习课上都撑不住睡着了。

D.

炒菜是断然没有的,咸菜就是唯一的就菜。每逢返校后的前几天,同学们还有咸菜下饭,但最后一个星期,咸菜常常会消耗殆尽。这时除了节约减少食用量外,就是大家互相援助。当然每到回家前的几天,日子是最不好过的。由于长期吃不到新鲜的蔬菜和食用油匮乏。

眼睛受到的伤害最大,多数同学视力变坏,被迫戴上劣质眼镜。我就是在那时视力逐渐变坏而戴上眼镜的。我尚清楚记得,在那两年中,学校改善过两次伙食——吃油条,由于全校学生人数太多,食堂工人工作量陡增,便出现了质量问题,多数同学拿到的是半生不熟的油条。

现在看来一种极为寻常的食物,在那时却比过山珍海味。当时的物质之匮乏程度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一场“文革”不但“革”掉了我们这个民族长期积累的优秀“文化”,而且也造成了空前的民生凋敝!

E.

当时我们的伙食安排情况是,每个学生从家中带回大量红薯面和极少量玉米面交到伙房,取回相应的粗粮饭票,县城家境好的同学可以交上一定比例的白面,换回少量细粮票。学校发给每个班一个用麦桔编织的饭筐,饭筐以一个支架固定,可以由俩人抬动。同学们按顺序轮流值日,饭点按时用饭筐取回窝头。窝头由绝大部分地瓜干子面和极少量的玉米面做成,黏度很大,刚出笼的窝头放在饭筐里一并抬回,除了上层的少数十几个能保持完整形状外,下层的大部分往往失去形状和光泽,最底层的一些甚至全都粘成一块,无法取出。所以,一待值日的同学回到宿舍,同学们便蜂拥而上,力争拿到最上层较完整的窝头。那拥挤景象至今仍鲜活地存留在我的脑海中。

一年四季中,春、夏、秋三季我们每天都饮用白开水,开饭时由值日生用学校提供的水桶一并打回。宿舍内没有暖水瓶,夏天的晚自习课结束后,干渴难忍,只能痛喝一顿生水。冬天早饭可以喝到面汤,这面汤由玉米面和红薯面煮成,在大多数情况下,汤是很稀的,甚至可以照出人影来。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煮面汤的大锅灶,离地面似乎高出近两米,很似一个凸出地面的游泳池。

舀汤时,炊事工站在高高的锅沿上,用一个水桶般大小的舀子舀出面汤,然后倒进值日生的水桶里。每逢我做值日生,精神都高度紧张,真担心炊事工会掉到大锅里去。所幸的是,这种事故从未发生过,我由衷地佩服工人师傅的过人胆识和技艺。但意外有时也难免发生,据值日同学说,有一天,炊事工的大勺中竟然舀上来一只布鞋!这令我几天喝汤不香。快毕业时,炊具先进了,舀汤换成了先前农田灌溉时常用的提水车。

F.

学生宿舍发生过的那些趣事今天亦历历在目。当时的学生几十人同住一个大北屋里,睡在长长的通铺上,“通铺”是由两排长凳子铺上木板做成,每位同学大约占有50公分的床位。在这样的“大床”上,只要一人翻身,身边的人乃至全屋几十人都会感觉到。冬天夜长,晚自习课后回到宿舍里常常很久不能入睡,有的同学饥饿难耐,便蹑手蹑脚爬起来取些现成的干粮如家里送来的美食——瓜干面煎饼来吃,动作虽轻,声响还是能被很多同学听到。有同学即景生情,背诵起《诗经》中的句子:“硕鼠硕鼠,毋食我黍,三岁惯女,莫我肯顾……”其他同学便乘机发挥,模仿老师讲解时的语调高诵:“大老鼠啊大老鼠!你不要偷吃我的干粮啊!……”于是寂然无声的宿舍里便爆发出一阵笑声。冬天的沉沉夜幕锁不住青春的朝气。

少年同窗中,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乐观情怀流露出来,让大家分享,但每个人也不能不忍受大通铺宿舍带来的麻烦。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我们这些农家子弟是没有条件洗澡的,个人卫生习惯也不一样,所以常常遭受着虱子大流行,无人得以幸免。

记得当时一连几天都可以从身上捉到肥肥的虱子,我们对这种害虫并不感到害怕,反而把午饭后蹲在太阳地里,脱下夹袄来捉拿虱子当作了妙趣横生的事,墙根下不断传出声声喊叫:“又捉到一只!”那喊声里分明充满着一种收获和胜利的自豪感。

由于虱子的繁殖速度,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捉拿速度,最后大家不得不使狠招,用滚烫开水烫衣服的办法解决一个周而复始的问题。中学时代那种苦中求乐的少年情怀真是可贵。

G.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为了求学而四处奔走,浪迹天涯,行迹匆匆。不论是在国内求索,还是在国外苦读,我心中始终没有忘记故乡,没有忘记中学时代母校给予我的巨大恩泽,更未忘记无私地给我灌输知识营养的师长教诲。

美丽的地中海之滨蓝天白云下那一片片橄榄树,使我联想起母校校园里的排排梧桐和杨柳;肃穆清华园的林荫路使我想到昔日老家的黄土小道……

故乡、母校就像一幅幅朴素平淡而恬静优美的山水画,清晰地镶嵌在我的记忆之中,难以忘怀。是故乡和母校,让我明白了朴素之美的恒久魅力……

历时10年翻译 《封建社会》,成为年度十大畅销书中唯一翻译作品

A.

商务印书馆是具有百余年优秀传统的出版重镇,在近代出版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世人熟知的。 “汉译名著”丛书从1981年结集刊行,至今已历三十春秋。

坦率地讲,对我们那一代而言,“汉译名著”丛书的吸引力,与其说在于她的内容,不如说是她典雅、大方的外表形象。每当走进书店,看到装帧古朴、数量逐渐增多的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名著,总是不由自主地在她面前止步,拿在手中摩挲一番。

即使暂时不买,也有留下一份盼早日再见的奇妙感觉。我与商务印书馆形成更密切的关系,也源于这套丛书。

B.

1990年,我承译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布洛赫的《封建社会》。这是我作为译者第一次与商务打交道,整个洽谈过程使我亲身感受了商务对待翻译事业的审慎态度和严格标准。

《封建社会》的翻译工作,因我兼顾学习,不能投入全部精力,竟延宕十年才告完成。《封建社会》出版过程中,另有两件事让我感怀不已。

一是请马克垚教授作序。马先生学问谨严,在欧洲封建社会史研究上成就卓著。2003年末,我以初出茅庐的后学身份向他提出作序请求时,马先生微笑答以“看看吧”。这话意味着,如果译稿质量不过关,马先生是不会赐序的。然而,新年伊始再次见到他时,得到的回答是“稿子看过了,译得不错。序言写好了,你看看是否合适吧。”我得到了马先生洋洋七千言的序言,同时也体会到了一个严肃不苟的学者之处事原则:与人为善,但决不做无原则的“好好先生”。

二是商务对该书的安排。据我所知,商务的传统做法是,即使是公认的学术名著,初版一般也多以散版面世,在听取读者意见进行修改后,才将较完善的本子收入“汉译名著”丛书。然而,《封建社会》竟以初版而列入“汉译名著”丛书,这样的安排是不多见的。此又可见主其事的编辑眼光,而此书在读者中的热烈反响也证明其判断不误。

 C.

2004年10月初版的 《封建社会》,初印 5000套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内全部售出,再印的5000套在一年内又全部售完。目下各书店在售的是三印,珍藏版是四印。

《封建社会》(上、下卷),在史学界和社会学界引起很大反响,书评众多,引发了史学界关于“封建主义”新一轮讨论,被评为 2004年度全国十大优秀社科图书之一,且是年度畅销书中唯一的翻译作品。身边的同事向我表示祝贺,善意地取笑说:“凭这本译作你可以‘永垂不朽’了。”

我自然不敢相信自己会“永垂不朽”,但可以断言的是,《封建社会》作为学术经典,与“汉译名著”丛书中其他名著一样,肯定是具有强大而持久生命力的。

于我而言,从丛书不可计数的普通读者之一到名列丛书的译者名册,我对自己的经历感到荣幸。

自己的拜占庭研究,其开创性为我国学界所公认,亦受到国际学术界肯定

A.

在目前学术界,我是相对活跃的。为推动我国的西学研究特别是“拜占庭学”研究,我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教授和学术委员,该研究中心是由希腊船王康斯坦达科普洛斯资助建立的学术机构,也是我国唯一以希腊研究为专业的学术机构,主要负责希腊研究人才的培养,我国希腊学研究的组织和规划,以及相关西学研究项目的资助评议等事项。

我除参与该中心主要课程之一“古希腊语”的讲授外,还与彭小瑜教授共同负责编辑希腊研究中心学刊《西学研究》。该学刊以书代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 至 2 年出版一辑,逐渐引起了学界注意。此外,我还兼任着天津南开大学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研究员。

B.

我目前从事的“拜占庭学”研究是国际史学界的新兴研究学科,有“绝学”之称。在我国只有寥寥几位学者从事这个方面研究,我是其中之一。

近些年来我在“拜占庭学”的一个方面即 “中国和拜占庭帝国交流史”之研究上,已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

我的希腊文专著 《6至7世纪中国和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雅典,1998)出版,引起欧洲学者的关注。

近年来自己始终沿着这一方向,借鉴西方学者的优秀成果,同时发挥中国学者熟悉中国典籍的优势,将中国和拜占庭原始资料结合起来,互为参照,完成了一系列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在各种研究刊物上陆续发表,被认为是这个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其开创性为我国学界所公认,自己的学术地位也得到承认。同时,我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与国际学术界同行进行交流,业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肯定。2011年出版 《中国和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中华书局),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创性著作。

自己木讷好学,安贫乐道,执着于学术而心无旁骛,除学术外几无任何嗜好

A.

近几年,我有计划地将研究领域外延,扩展到了“中国与欧洲关系史”的研究,尤其是在汉唐中国和希腊——罗马世界关系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些成果正在逐渐收集起来,形成一部新的著述《汉唐中国和希腊——罗马世界关系研究》。

作为这项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我还翻译了中西交流史名著《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中华书局2008年再版),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受到同行们的肯定和好评。自己在语言方面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熟悉英语、希腊语 (古代和现代)、法语等多种外国语种。欧洲封建社会史是自己教学活动的主要领域,业已完成翻译马克 · 布洛赫的另一重要著作《国王神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自己还承担了清华大学“骨干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经院哲学思维方式对西方近代科学思维的影响”等研究,均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B.

近年来,我还致力于学术的通俗化,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北京日报》、《浙江日报》、《炎黄春秋》、《历史学家茶座》、《社会科学论坛》等报刊杂志发表众多学术随笔。有的被转载于《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目前,这方面的成果正在汇集起来,形成一本新的随笔集《边缘沉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待出)。

最近几年,我还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就有:《古代中国与欧洲交流史》、《世界史要论》(古代);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有 《中西交流史专题》、《古希腊语》、《英语历史文献阅读与翻译》等。

生活中的自己,木讷好学,安贫乐道,执着于学术而心无旁骛,除学术外几无任何嗜好。由于游学欧洲多年,于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细心观摩、用心体会并自觉加以运用,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思路和方法。加之自己对西方语言文字用心研习,其语言知识的丰富,在年轻一代学者中具有相当突出的优势。这种优势在自己近年来完成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成果中已经较为明显地表现出来。

关于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毛泽东喜欢鲁迅什么

A.

在我众多的学术研究中,也有一篇是研究毛泽东与鲁迅的,曾在全国学术界掀起很大波澜。通观毛泽东毕生著述中涉及鲁迅的文字,人们看到的是他对鲁迅的推崇和喜爱,他说: “鲁迅的心是与我相通的。”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时,在应付紧张的外交活动之空余,还在阅读随身携带的鲁迅著作,并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再次提到跟鲁迅心心相通,并说:“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 就在生命接近倒计时的1975年11月,毛泽东还就周海婴提出的鲁迅著作出版和研究的建议做出批示,“请将周 (海婴) 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鲁迅全集》因毛主席的指示而获得迅速出版。

B. 早在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讲,他突出强调的是:“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

 很显然,毛泽东尊敬鲁迅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鲁迅的事业与自己追求的一致性。所以,他认为鲁迅虽“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C.

不过,最能打动毛泽东,使他引为同道的,是鲁迅的性格特征。鲁迅一生嫉恶如仇,对旧势力毫不妥协,尤其是他那“痛打落水狗”的斗争精神,以及直到晚年对于自己的论敌“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都非常符合毛泽东的喜好。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似乎从鲁迅那里借鉴到了榜样的力量。所以他对鲁迅的斗争精神和韧性倍加赞赏,称颂鲁迅“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 毛泽东始终认为鲁迅一生有三个特点: “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不过,在这三个特点中,毛泽东最珍视的无疑是“斗争精神”。

D.

60年代初,在一次谈话中他再次提到鲁迅的性格,认为“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 《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

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可见,毛泽东从鲁迅那里感悟到的是一以贯之的“斗争精神”。

 E.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为其英雄主义的理想所激荡。他在年轻时代就立下“自信人生二百年,奋当击水三千里”的豪言壮语,志存高远,指点江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为了实现自己摧毁旧政权的抱负,毛泽东文武兼用,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思想资源。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对旧制度的攻击和破坏,与自己的事业追求不谋而合、休戚相关。所以他对鲁迅在新文化先知先觉者的地位表示充分肯定,甚至提高到了与孔子相提并论的高度。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写下了那段被后人广为传诵、视为定评的文字: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的文字以几个“伟大”和“最”字形成一首完整的赞美诗,对他三年前 (1937 年)提出的“鲁迅圣人论”做了进一步发挥和阐释。但是在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时,针对鲁迅,却也说出了一些不同于过往的说法。但这尚不足以动摇鲁迅在老人家心目中的位置。

你采访到的片片断断,应视为一个躲在书斋里的边缘人,自言自语间发出的一些感慨。在家乡读者眼里,这些东西是野人之妄语,还是赤子之心声?是否能在父老乡亲读者心中引起共鸣,掀起思想和情感上的涟漪,我期待且忐忑……

本报首席记者 王慧茗

 

责任编辑: 王秀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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