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一期牟忠和义务修车廿八年 泰山脚下美名传

时间:2014-01-09 15:01   来源:寿光日报综合   

义务修车廿八年 泰山脚下美名传

寿光老牟 泰山好人

牟忠和街头义务修车旧照

泰山著名景点红门石下,有一个四季花开、鸟鸣啾啾的四合小院,院子与关帝庙仅一墙之隔。这个小院的主人,是一位 81岁的老人,自十几岁离开老家侯镇,就生活在这巍峨的泰山脚下。他的四叔是第87期《寿光骄子》、二炮部队原参谋长牟立善。跟四叔一样,他也是一位名人,有所不同的是,四叔是叱咤疆场的一员猛将,而他则是为普通百姓义务修理自行车摩托车,几十年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在百姓眼中,他的品行、他的善良、他的耿直、他的声誉,跟他的名字一样,善良忠和。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早年的山东电视台,曾有一个《人在旅途》栏目,这个专题栏目时长有十多分钟,第21期《播撒余晖人未老》,讲的全是牟忠和义务修车28年的事迹。伏案写稿时,记者回头收听之前采访的录音,从头至尾都能听到泰山蝈蝈的鸣叫,煞是好听!

 

说来也巧,我的生日不仅跟党的生日是一天,还跟党是一个“属相”呢,党是1921年7月1日诞生,我是1933年7月1日出生。

1946年侯镇解放,1948年夏部队渡江南下,当时侯镇的区委书记张成之,非要带着我去当兵,母亲没让我走。母亲跟张书记说,他是烈士遗孀,家里就这一根独苗了,还是留下吧!我父亲叫牟振声,生前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负责总务工作。

1939年,杨成武带着我父亲等300多个青年学生北上抗日。这年9月27日,在打阿部规秀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寿光民政局及侯镇党委政府,在泰山大罗汉崖的园林公墓,给父亲立碑纪念。

我没跟着张成之过江,就留在村里干事。当时西一村的村长叫郭同林,我天天跟着他跑前跑后的。

1949年农历正月十六,郭同林领着我们几个人去了济南,在纬九路开了个公大磨坊,是个机械化磨坊,这应该是侯镇最早的“村企”,我也算是最早的磨坊工人吧。

到了1950年,历城成立县委,我五叔牟景途从日照县委书记的位置上调到历城任县委书记。有一天我坐着租来的洋车去看五叔,五叔说啥也不让我再当磨面工了,而是要求我上学读书,凭他给我开的介绍信,加上我自个的勤奋努力,我考取了泰安师范学校。

从1951年2月到1953年12 月,我一直在师范读书。1954 年1月,我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到了章丘,先是当小学教师,后来做普通话讲师,由于工作出色,参加工作没几年,我就被县教育局调去当了调研员。

十年浩劫,我被打成了右派,我的错误竟然是莫须有的 “攻击党的外交政策”。

1961年1月,我担任了章丘吕剧团的舞美设计。1964年,全国现代戏汇演,我由此上调到了泰安专区梆子剧团。

到了泰安我才发现,这个剧团的舞台设备十分陈旧和落后,也少得可怜,我决心用自己的智慧和行动尽快改变这种局面。

那时的自己年轻气盛,加班加点,不计付出,从配电盘做起,到灯光,到布景,直到全部都手工制作了出来。按领导和同事们的说法,我这个人脑子聪明,手也巧相,机械行里车钳刨铣和电工全会,那年头,很多省剧团的设备也叫我给改动成自动的了。

说起自己义务修车的事,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呢!

1968年,我负责泰安梆子剧团的舞台美术和灯光布景,当年由我设计制作的党徽和十面红旗,至今还悬挂在泰安市政大楼会议室里。

这年夏天,正好有个部队大拉练经过泰安,俺们梆子剧团列在所有慰问文艺团体的最前头,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热烈欢迎部队官兵。

说来也巧,拉练部队有辆打前站的“幸福250”摩托车,一打着火就往后倒。一个认识我的小伙子跑过来跟我说,人家部队的摩托车不就打不着火,打着火就往后倒,你赶快过去给人家看看。我有些害羞地说,人家部队的司机那么厉害,还用得着我了!那个小伙子就跟我急了:大部队马上要到了,人家急坏了,你还是快去帮着查查吧!

我跑到摩托车跟前看了看,发现问题并不大,是点火时间不行,有些提前。便指挥着那个开摩托车的小兵卸下火花塞,我帮着他把点火时间延迟了3毫米,结果一打火立马就行了。那几个小兵又是敬礼又是作揖,一个劲地感谢我。

尽管在这之前,自己几乎天天都戳弄摩托车,甚至还用苏联造单缸小机子焊在海燕自行车上,土法儿制造出了好几辆摩托车。但这一次修车,却是我第一次帮别人修理摩托车,并且是为可爱的人民子弟兵们服务。

想不到自己仅仅2分钟的时间,就修好了军用摩托,使部队的拉练任务没受影响。一件小事,短短2分钟的时间,就让我从中收获了无尽的快乐和人生感悟。

部队拉练过去不久,我就摆了个修车摊,还做了个“义务修车”的简易小广告牌。

没出几天,我便接待了自己义务修车生涯中的第一个“正式” 客户。那时,泰山上有个省公安干校,一个莱芜的学员推了辆摩托车来修理,也许是他起先看到了我义务修车的告示,就带了一条烟来取车。那个时候我家院子的东墙很矮,执拗不过,我把烟瞒着墙给他扔了出去。

1969年,泰安市的4个招待所,买了4辆三轮摩托,都是我负责给他们义务修理。

 1970年,全国订货会在泰安召开,国家特批给泰安市5辆东风三轮。当时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前后找了好几个人到北京去开车,每个人都推辞说,只要老牟不跟着去,谁也甭想开回来。

这样政府办不得不通知我们梆子剧团的顶头上司市文化局,让我到北京跟着去提车。那次提车,我们共去了5人,接了5辆车,我不仅负责骑着一辆回到泰安,一路上也全是我负责修理。这5 辆车开回来后,就更是我“全权” 负责修理了。

转过年,有个女孩子来修理重庆巴陵摩托。看着来取车的她手里提了两瓶子酒,我一下子就变了脸,态度十分坚决地说: “我说义务修车就是义务修车,你提酒来取车我不能接受!你先把酒提回去,否则我不给你钥匙!”就这样,女孩只得乖乖地把酒提回家后我才放行。

当年泰安电视台和山东电视台第一次来采访我时,我说啥都不接受采访,大家苦口婆心地做着我的工作。电视台编导不断做我工作,说这是“增加正能量”的事,我才勉强同意了采访。

还记得采访到最后,记者问我,你为什么这么做?我说,因为我父亲是烈士,我怎么也得有点烈士子女的味道,为人民多做好事吧!

还记得那次采访,我还发出了如下感叹,原来很多不算做好事的寻常事,现在却成了好人好事了。

《泰安日报》的一个名记者叫曹文英,曾给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奇人修车匠》,文章中有很大篇幅是介绍我培养徒弟的事儿。

自己这一生,培养过的徒弟不计其数,不过随着摩托车越来越少,多数都转行了,只有3个徒弟还在修车行里坚守阵地。

这么多年过去,我的徒弟里面,都有俩喊我师爷爷了。每逢过年过节,都会有很多徒弟徒孙提溜着年货来看我,每每此时,我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

不过,我从来不叫孩子们吃亏,总是给他们领来的小孩手里硬塞上200块钱。我这个人这一生从来不赚别人便宜,也不欠人账。关于这一点,泰安城很多人都十分认可,人家也为此都很敬重自己。

“施惠勿念,受恩勿忘。”咱寿光老乡、泰山五老、著名书法家董绪忠先生,给我写了这幅书法。从小孙子咿呀学语时,我就经常拿着《朱子治家格言》和《朱子家训》给他讲故事讲做人。还记得孙子七八岁时,什么“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名句,就天天挂在他的小嘴上。

我这个人,一生说话算数,办事认真,凡是我应下的事,头拱地也得给人家办成。有一回,和老友们拉呱打赌,我爬到房顶上高声喊话说,全泰安城如果有谁能说出我老牟半个“不”字,我就敢跳下去!

1983年,我从泰安艺术学校退休。退休后,还一直给我几个徒弟担任着修车指导和顾问。

这些年,随着电动车的增多,我又义务指导着徒弟们修理电动车了。所以说,义务修车28年的说法并不太准确,应该是40多年呢!

我的家庭美满幸福,我和老伴身体都很好,儿子是泰山学院美术系的教学骨干,算根台柱子吧。他痴迷中国文化,酷爱收藏,收了很多古玩。前几年,香港大学到泰安观摩,聘请我儿子给他们讲文化讲收藏,受到广泛好评。

我的儿媳,知书达理,孝敬老人,是泰安电视台的主持人,现在主持着一个谈茶论道的栏目,这个栏目在泰安城里家喻户晓,很有口碑。栏目主要是向市民推介茶文化、书画艺术、盆景艺术、收藏艺术、奇石艺术等。我的女儿,是个花鸟画家,是霍春阳大师的入室弟子,也是泰安有名的三名女画家之一,电视台多次报道过她。

前不久在一次大集上,我跟一堆青年学生聊起了人生话题。他们都言自己是八零后,我接茬说,我也是个八零后!他们纳闷地反问,你怎么能是八零后呢?我说你们是八零年以后出生的,而我却是过了80岁了。他们惊讶着问,您老八十多了怎么看着还这么年轻?我笑着说,因为我经常做好事帮助别人,心态很阳光很快乐很满足,所以就显年轻!

本报首席记者王慧茗

责任编辑: 杨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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