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八期王岳西原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寿光独立营营长、上口镇前王村人

时间:2014-01-21 09:06   来源:寿光日报综合   

我是一个兵

 

 

本次采访,难能可贵的是,91岁高龄王岳西老人的叙述,对寿光革命史做了更为详尽鲜活的补充,增添了许多之前闻所未闻的内容,值得一读。

记得骄子栏目成立不久,记者就萌发过采访从老家上口走出的原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王岳西的念头,可是一直苦于找不着联系方式。金秋季节,本报热心读者张美林先生告诉记者,他认识现代中学的刘桂莹老师,而刘老师正是王岳西的外甥女,记者喜出望外。

在北京,鸟巢隔壁的总参装备部大院哨兵威武,戒备森严。大门外拨通王老电话,令记者没有想到的是,已91岁高龄的王老竟然骑着自行车来大门接记者,望着慈祥老人那灵便矫健的身姿,记者禁不住端起相机,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跟着电梯爬上高楼,一进入采访正题,老人就说,从小就当兵打仗,到现在还是一个在工作生活竞赛锻炼上从严要求自己的战士,所以,咱们就多拉拉打仗,尤其是多聊聊年轻时在寿光地儿上打的那些仗吧。

令很多国人心驰神往的鸟巢,就在自己目下,老人又说着一口地道的乡音,再加上了解到了寿光革命史上那么多的逸闻趣事,这样的采访自然惬意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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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年仅16岁的我,从前王参加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寿光独立团,(不久改为三旅三团、清东独立团),由于杀敌勇敢,表现突出,当兵1年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10月15日,日寇调集日、伪军7000余人,由第六混成旅团长潘井指挥,对清水泊地区进行了“铁壁合围”的大“扫荡”,因为是农历九月六日,所以老家人又称为“九六大扫荡”。

由于敌众我寡,尤其是我方团长指挥不当,清河军区清东独立团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将近1000人的团,损失超过一半。其中阵亡200多人,被俘30多人,有许多人因失掉联络而脱离部队,有些人悲观失望自行脱队,也有极少数人叛变投敌,还有一部分人突围到了友邻地区,清东独立团已名存亡。

当时,我在清东独立团团部任参谋,在寿光县大队帮助工作。大扫荡的第二天,我带着县大队的一部分同志,转移到了南洋头和北柴之间。董酉炳团长和陈毅斋副团长也各带着少数突围部队到了这里。我们汇合以后,一起研究了情况,决定派我带一个班到孙家庄一带,去寻找负伤的岳拙元政委和收容部队。

大扫荡后的头一个月,我们主要是收容部队,救护伤员,稳定群众情绪,之后,随着队伍逐渐扩大到八九十人(包括一区中队和三边中队),同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恢复了联系。那个时候每天的工作无非就是消灭叛徒、特务,打击敌人嚣张气焰,阻止敌人建立伪政权,开展削弱和瓦解敌伪军工作。

我们到昌潍独立团去的交通线,主要是在宅科附近越过侯羊公路向东去。敌人沿路西侧挖了封锁沟,在宅科东面的封锁沟口上修了炮楼。炮楼上的敌人不断出来巡逻,阻得我们的交通,还常常跑到宅科要钱要物。我们掌握了敌人的行动规律,便埋伏在东宅科,给了出来巡逻的零星敌人狠狠的教训。

牛头镇是我们根据地工作基础最好的一个大村,是清水泊东北和西南地区联系的枢纽,敌人安上据点对我们妨碍极大。于是,我们便组织了一次攻打牛头镇据点的战斗。这一仗,我们攻进了敌人的院落,把敌人打得缩进炮楼里,还缴获了敌人抢劫的物资。虽然因为没有炸药没把炮楼炸开,但害了怕的他们从此再不敢轻易出动了。

叛徒对我们的破坏和威胁最大。哪里有叛徒,哪里的群众情绪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害怕同我们接近。担任过我军连长和参谋的马恩才(马秃)叛变后,带领着敌人袭击我们,搜捕我们隐蔽的人员和地方干部,还无耻地捎信给包括我在内的他所认识的人,要我们投降,还开出了诱人条件。有几个人被他拉过去了,如八区中队副指导员和敌人拉上关系后,勾结敌人来袭击我们,幸亏我及时发现敌情,队伍迅速转移,没有受到损失。

有一个排长投敌后做了很多坏事,我们设法把他捉住,在敌人据点附近将他枪毙,以寿光县政府名义写的处决叛徒的布告,张贴在牛头镇等地,以警示其他。特务到处探听我们的情况,捕杀我地方干部和党员,八区区长苏胜就是由于敌特告密,遭到敌人袭击被杀害了。所以我们最恨特务,只要抓到就把他们处死。

韩克辛书记对我们这种作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后来我们就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捉到一般地方人员都是教育释放。有一次从浊北出来抢粮的一个伪军副官被我们捉到了,经过教育后,我给他的营长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回。在信中晓以民族大义,争取营长渐渐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个营长很快回了信,表示他不做死心踏地的汉奸,以后得机会会把枪口转向日寇。后来王道起义,这个营果真随着起义了。

2

我们寻找突围失散的同志,他们听到消息也主动来投奔我们。有天夜里,我们就集合了30多人,其中有九连指导员刘成吉。

怕敌人夜间来包围,我们于下半夜向东转移,拂晓前到了郝家柳杭,还没有来得及吃早饭,就发现东南方向来了敌人。这时的我们几十个人刚刚集合到一块,虽有武器,但子弹极少,且不知敌人有多少,不能和敌人硬打,我当机立断决定转移到北河附近。

在北河遇到了董酉炳团长,只有警卫员李培生一个人跟着他。我向他报告了情况。他说,昨天他们在清水泊西南地区又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和陈副团长失掉联络,现在这里形势非常严峻,部队很难活动,他让我和刘成吉带着少数人留在这里,继续了解情况和收容部队,其余的人他带着到榆树园子一带。

黄昏时分,董团长带了约30人向东北方向去了。留下的包括我和刘成吉一共10人。

我们在杨家庄子、浊北和寇家坞一带活动了几天,不断地收容到失散的同志,队伍又扩大到了20多人。这段时间,经常有敌情警报,群众不敢住在村内,我们也只能在野外活动,吃不上饭,睡不好觉,随时都有遭到敌人袭击的危险,大部分同志均不愿继续在这里活动了。我和刘成吉商量后,决定由他带着大部分人到榆树园子一带去,选少数自愿留下的同志跟我留在这里。

跟着我留下的不到10人中,主要是团部侦察、通讯排的同志,有排长武春和、班长周玉昌、王治国及王同英等人。他们都很坚定,又富有单独活动的经验。大家都互相鼓动,只要上级不要求咱们走,咱们就在这里坚持到底。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又有地方党支部的领导,我们相信这块抗日根据地是垮不了的。

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热爱自己的子弟兵,对于英勇作战受伤的同志更是关怀备至。团政治处主任王林在寇家坞附近负伤,我们回头去寻找时,已被群众送到小清河以北去了。多数伤员都得到过寿光乡亲们的救护,有的自己不能走路,被群众抬着在野外不断转移,躲避敌人搜捕。五连指导员王平负伤不能走,北台头村支部书记和群众抬着他在野外转了好几天。

有的伤员被群众隐藏起来,群众把自己的被子拿给伤员盖,悄悄地送水送饭,用中草药治疗。我们找到伤员主要是给予精神上的安慰,鼓励他们依靠群众隐蔽养伤。能走远路的伤员就送到榆树园子一带去。有的同志伤势虽重,但却往往硬说是轻伤,坚持要跟着走。团参谋宋斐然负了重伤,他和刘焕之率领30余人(多数是伤员)坚持着继续行军。“大扫荡”之前,我带着200多元法币去慰问伤员,开始一人10元、5元,后来一人3元、2元,最后1元也没得发了。

对于那些阵亡的同志,只能就地掩埋。团部和四个主力连被敌人合围在寇家坞附近牺牲最大,仅在双王城,就有近200具尸体,其中大部分是指战员,也有民兵和群众。组织股长张湘和参谋耿先武等都牺牲在这里。

后来,我同寿光县委书记韩克辛、县长马巨涛等同志取得了联系。我们三人在寇家坞开会分析形势,研究以后怎么办?最后形成的意见是:不管情况多么严重,都一定要坚持下来,不仅要有秘密工作,也要有武装斗争。

马巨涛还提出,没有上级的领导和帮助不行,他要去找区党委和军区汇报情况,请求帮助,我们同意他去了。

我和韩克辛有时在一起,有时分开活动,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县委组织部长刘东海也常常和我俩在一起分析情况,研究斗争方案。

我们一直跟上级,主要是同昌潍独立团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不断向那里输送失散人员和伤员,报告情况,并从那里得到指示。

11月间,昌潍独立团赵寄舟带着一个排来到清水泊,向我们传达了区党委和军区指示。

赵寄舟告诉我,我的职务不仅仍然担任团部参谋,还要在这里协助寿光县委书记韩克辛领导对敌斗争,以后有人来接替时再回团部。不久,区党委和军区又派了相炜部长,来给我们分析抗战形势和策略。

大扫荡后,敌人主力撤走了,留下伪军一个旅(旅长王道)及原来就在我根据地周围的日伪军进行反复清剿。国民党投降派第十五旅早就同日伪军配合,不断地向我根据地进攻,此时趁火打劫更为疯狂,到处搜捕杀害我军人员和地方干部,勒索财物,每个村庄都深受其害。

敌人在我根据地内和周围安上了27个据点,根据地中心区的浊北、牛头镇等据点,各住有一个营以上的兵力。他们还霸占着侯镇至羊口的公路,在路侧挖了封锁沟,以切断我们同友邻地区的联系。就这样,敌人采取种残酷手段,妄图彻底消灭抗日武装,消灭共产党的抗日群众组织,改变清水泊抗日根据地的颜色。

大扫荡后的头一个月,我们主要是收容部队,救护伤员,稳定群众情绪,之后,随着队伍逐渐扩大到八九十人(包括一区中队和三边中队),同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恢复了联系。那个时候每天的工作无非就是消灭叛徒、特务,打击敌人嚣张气焰,阻止敌人建立伪政权,开展削弱和瓦解敌伪军工作。

我们到昌潍独立团去的交通线,主要是在宅科附近越过侯羊公路向东去。敌人沿路西侧挖了封锁沟,在宅科东面的封锁沟口上修了炮楼。炮楼上的敌人不断出来巡逻,阻得我们的交通,还常常跑到宅科要钱要物。我们掌握了敌人的行动规律,便埋伏在东宅科,给了出来巡逻的零星敌人狠狠的教训。

牛头镇是我们根据地工作基础最好的一个大村,是清水泊东北和西南地区联系的枢纽,敌人安上据点对我们妨碍极大。于是,我们便组织了一次攻打牛头镇据点的战斗。

这一仗,我们攻进了敌人的院落,把敌人打得缩进炮楼里,还缴获了敌人抢劫的物资。虽然因为没有炸药没把炮楼炸开,但害了怕的他们从此再不敢轻易出动了。

叛徒对我们的破坏和威胁最大。哪里有叛徒,哪里的群众情绪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害怕同我们接近。担任过我军连长和参谋的马恩才(马秃)叛变后,带领着敌人袭击我们,搜捕我们隐蔽的人员和地方干部,还无耻地捎信给包括我在内的他所认识的人,要我们投降,还开出了诱人条件。有几个人被他拉过去了,如八区中队副指导员和敌人拉上关系后,勾结敌人来袭击我们,幸亏我及时发现敌情,队伍迅速转移,没有受到损失。

有一个排长投敌后做了很多坏事,我们设法把他捉住,在敌人据点附近将他枪毙,以寿光县政府名义写的处决叛徒的布告,张贴在牛头镇等地,以警示其他。

特务到处探听我们的情况,捕杀我地方干部和党员,八区区长苏胜就是由于敌特告密,遭到敌人袭击被杀害了。所以我们最恨特务,只要抓到就把他们处死。

韩克辛书记对我们这种作法提出了不同意见,后来我们就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捉到一般地方人员都是教育释放。有一次从浊北出来抢粮的一个伪军副官被我们捉到了,经过教育后,我给他的营长写了一封信让他带回。在信中晓以民族大义,争取营长渐渐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

这个营长很快回了信,表示他不做死心踏地的汉奸,以后得机会会把枪口转向日寇。后来王道起义,这个营果真随着起义了。

敌人大肆烧杀抢掠之后,他们的重点转入到了强化治安阶段,在我根据地组织伪政权,建立所谓的“新秩序”。我们则采取了组织“两面政权”的方法与敌周旋,表面上按照敌人要求组织伪政权应付敌人,实际上在我们控制下做抗日工作,保护群众利益。

敌人要粮要钱就想尽一切方法拖着不送,有时不得不送时,我们就打假埋伏,派几个人在预定地点,等着送粮送钱的人来了,放几枪后把人带走。这些人回到村子后,再派人去向敌人报告,说送粮送钱的人被八路军抓去了。而有时敌人亲自出来催粮催钱,我们就真埋伏袭击。

对于敌人在边远区组织的伪政权,我们通过各种办法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不完全倾向敌人,谁要真为敌人效劳,就给以警告和打击。南河的伪政权起初拒绝同我们联系,有一天我和王南元突然出现在了他们村公所里,对所有在场的人进行教育和警告,之后南河伪政权再不敢拒绝我们,我们就利用他们办些实事。

依靠人民群众,利用“两面政权”的掩护,我们到处进行游击活动。敌人安了据点的村庄我们照样敢去住。记得住到牛头镇时,从窗户里望着敌人的炮楼,敌人有什么活动我们都一清二楚,而我们在哪里,敌人却不知道。

有一次,我带着18个人住在杨家庄 子,100多 个 敌 人 大 清 早 就 进 了村,我们在院内做好了战斗准备,意图待敌人进院就打他个措手不及,然后再寻机突围。然而,敌人在村内搜查,村干部千方百计应付,终于把敌人骗走了。我们一直在紧张地准备着战斗,没有谁还记得吃饭这件事,一听到敌人离开的消息,大家才觉得肚子饿了。一顿饭吃了50斤窝窝头和面饼,还喝了用几斤小米熬的汤,一顿吃了一天的饭。

还 有 一 次,我 们5个 人 到 寇 家坞,300多敌人突然来包围了村子,从早晨搜到下午。因为他们得到了“王参谋到了寇家坞”的准确情报,把所有群众都赶到广场上集合威吓,扬言“抓不到王参谋决不罢休”。最后,他们西南角的哨兵报告说,跑出去了一个人,跑得很快,追没追上,打没打到。群众中就有人说跑出去的人很像王参谋,只有王参谋才跑得飞快,这样敌人才收兵回营。其实,我们5个人仍全部在村里,而且王同英就和群众们混在一起,在广场上看了敌人的表演,还被敌人指派去遛了一阵儿马。

日伪军和十五旅都要消灭我们,这一点他们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也有矛盾。王道旅是外来的,想在这里占块地盘,而十五旅是地头蛇,把寿光看作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不仅要消灭八路军和一切抗日组织,还想把王道挤走。

我便常常利用他们这种矛盾来开展工作,保护群众的利益。有了“两面政权”的村庄,王道旅的人来要粮,就说被十五旅抢走了,十五旅的人来要粮,就说被王道旅抢走了。有时我们见缝插针,在伪军和十五旅中间制造事端,强化他们的矛盾。有一次,我领着人冒充十五旅的部队袭击了驻王高的伪军,使王高的伪军与田柳的十五旅彼此越来越疑心加重。

1943年1月底,上级派马法冉(原解放军出版社社长,编者注)来接替了我的工作,我从此离开了清水泊。人虽走了,但心仍深深依恋着那里。

郭园据点是日军占领侯镇后,为了掠夺寿光的食盐而安设的一个盐警据点,它位于寿光东北部、寿潍两县交界处的一片盐碱滩上,方圆10公里以内没有村庄。驻侯镇的日军派了一个中队100多人在这里严防把守。

据点周围筑有两米多高的围墙,墙外有两米多深的壕沟,壕沟内终年积水,壕沟外设置数条铁丝网。大院四角各筑一座炮楼,昼夜设岗。全院仅有一个南门可以出入,并需通过吊桥,平时吊桥是悬起着的。院内养着一只经过了特殊训练的警犬,一旦有生人出现,即狂吠报警。

1943年11月,为配合根据地人民反“扫荡”,并解决人民群众和部队吃盐紧张的问题,清河军区首长决定由我清东独立团拔除这个据点。据点是个孤立院落,周围几十里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坦碱地,无任何遮挡物可以利用,想强行拔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研究决定采用里应外合办法,由我和敌工干事许冠堂完成这一任务。

俺俩接受任务后,考虑到据点里的伪军基层头目和士兵都是本地人,经常与盐工和买盐商贩来往,许冠堂也是当地人,人地两熟,他提出由他先混到盐工中去,再想办法接近伪军,我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他的想法。

次日清晨,许冠堂一身盐工打扮,穿过一座座盐坨,来到了郭园据点附近的盐工窝棚,由一名相识向工头请示推荐,得到应许后,他当上了“盐工”。

许冠堂自住进盐工窝棚后,每当伪军进入盐滩,他便仔细观察,细心揣摩,力求接近。有一天,一个被伪军称作班长的人,在盐坨附近转来转去,脸上一副哭相,许冠堂就主动过去和他搭话。

当在聊天中得知,这位班长叫陈义朋,老家是长清县,因挂念家中70多岁的母亲和妻子女儿,想开小差回家时,便决定争取他。在拉家常中,许冠堂谈了些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这位班长表示赞同,看火候已到,老许便亮出了身份。陈义朋听后,又惊又喜,双手握着许冠堂的手流着泪说:“许大哥,看在我一家老小的份上,救救我吧!”

许冠堂诚恳地对陈义朋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像你这样的穷苦人,怎么能帮着日本人打咱中国人呢?当伪军绝不是你的本意,我一定想办法帮你脱离虎口,送你回家。陈义朋听后十分高兴。

许冠堂又约陈义朋到僻静处,继续说:“我到这里来是想设法拔掉郭园据点,你帮我们一起完成任务,就送你回家。”陈义朋坚定地说:“你让我干什么尽管说,我保证不打折扣!”俩人确定每天下午4点至5点在盐工窝棚秘密碰头,交换情报,研究方案。

12月初的一天,许冠堂秘密返回团部,俺俩向团首长汇报了争取陈义朋的情况。首长很高兴,指示我俩迅速返回盐场,抓紧与陈义朋计议,尽快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智取郭园据点的战斗方案。

下午4点,我和许干事刚到盐工窝棚,陈义朋就到了。我们离开工棚,到几座偏僻的草垛之问商量了起来。

据陈义朋介绍说,郭园据点四合院内,北面屋子住着中队部和一个排,东西两面也有不少驻军,院子四角岗楼上昼夜有哨兵站岗,院内设有一个带班员,根据讲述,我当即绘制了一张据点平面图,陈义朋边看边点头。

经过反复商量,我们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利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由陈义朋安排内应,我们在外采取行动,进行奇袭智取,时间就确定在第四天夜间12时至2时。为防止意外,第四天中午,我们又与陈义朋联系确认了一下。

我和许干事速速赶回到团部,汇报了跟陈义朋商定的计划,得到批准,团长赵寄舟决定亲率第三连作战。

第四天下午,与陈义朋碰头联系的许冠堂回来报告说,情况没有任何变化。赵团长立即下达战斗命令:部队与内应联络上后,由我协助杨连长带一个排先冲进大院,直趋北屋,解决敌中队部;由孙指导员和副连长各带两个班分别解决东西两屋的敌人,其余两个班为预备队。

天一擦黑,部队就出发了,星光下数百米长的一串黑影,迎着冬夜寒风,慢慢向郭园据点移动。12点整,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卧倒待命。我和杨连长匍匐行进到据点吊桥的出口处,不一会儿,大门内咳嗽了两声,传来了联络信号,我拍了两下巴掌回应。大门随即打开,吊桥也放了下来,陈义朋走了出来,我把他领到赵团长面前作了介绍。

几天来,陈义朋为我部拔除据点做了大量周密细致工作,他把自己管辖的两个士兵分别指派到据点东南角和西南角岗楼站岗,掩护我部行动。同时,把一大块用麻绳捆好的猪肉扔给大门口警犬,并示意它一会不要乱叫,一切都在按原来商定的计划进行着,可谓滴水不漏。

部队飞快地插入院内,冲进敌人中队部和各排宿舍,动作迅疾毫无动静。白色刺眼的手电光照射着敌人睡铺,“缴枪不杀!”伪军们一个个从睡梦中惊醒,有的筛糠打颤,有的眯眼不睁,呆若木鸡,毫无抵抗能力,蒙蒙眬眬中乖乖当了俘虏。西北角炮楼里的哨兵,打了一枪后,听到“不准打枪,缴枪不杀”的喊声后也放下了武器。

这次战斗,没费一枪一弹,全俘伪盐警一个中队100多人,不仅解决了我抗日军民的盐荒,还切断了日本鬼子的食盐供应,另外又缴枪80余支,是一里应外合作战的经典范例。

周(周村)张(张店)是胶济铁路西部的两大重镇,地处渤海区境内。1946年6月6日,德州战役后,山东军区指示决定发起周张战役。

周、张守敌全部由伪顽部队骨干组编,包括寿光县的保三师张景月部,共六千余人。其中,周村守敌两千多人,总指挥是国民党军少将刘宗彦。

7日午夜,我军对周村守敌发起攻击。8日下午,三分区司令员赵寄舟、政治委员李曼村,命令时任七旅作战股长的我到十五团一营帮助指挥夜间攻城。

黄昏时分,九师用炮火摧毁了守敌城防主要碉堡、火力点,炸开城门,率先攻入周村市区。

和往常不同,敌人没有进行连续反扑。我和一营营长宋复修判断,敌人没有组织凶猛反扑,很可能会准备突围逃窜。我当即派通讯员把这一重要情况向司令部报告,通讯员很快返回,要我速回司令部。回到司令部时,守敌果不其然已于拂晓前弃城逃跑,只见赵寄舟司令、李曼村政委正在与参谋人员分析敌情,讨论追击逃敌的路线。

我们经过激烈讨论,形成了最后的意见:章丘县张家林是敌人逃跑的必经之路,李曼村乘火车去龙山,带领打援部队十三团从龙山直插张家林,我带骑兵排跟随,赵寄舟则率十五团一营沿铁路以南追击逃敌。

火车到达龙山车站时,已是9日上午8点多,大家不顾疲劳,赶到十三团团部。

早饭后,十三团官兵根据李曼村政委的命令,顶着骄阳,披着伪装,沿着乡间阡陌小路急促前进,这时传来报告,张家林村以东二三里处发现敌人。李政委指着村中的一个小土楼对我说:“ 我到小土楼上观察情况,你带骑兵排到村东阻击敌人。”说完,他带着警卫员就上了小土楼。

我指挥着大家匆匆拴好战马,跑步赶到村东,过了一座小桥,在一条小河的岸边隐蔽待敌。不一会,溃敌先头部队就来到了小河岸边五六百米处。我指挥骑兵排开始射击,骑兵排装备是马枪和驳克枪,射程都很短,对逃敌威胁不大。好在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听到枪声就胆颤心惊,大队人马丢盔卸甲扭头向西北方向奔跑,企图绕过张家林村西逃,恰好被我军拦截。

逃敌四面受击,惊慌失措,东奔西逃,乱作一团,建制被完全打乱,失去了有效抵抗。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敌人在一片“缴枪不杀”的喊声中举手投降。黄昏时分,战斗结束,共俘敌一千二百余人。

周张战役历时5天,共毙伤敌伪1900余人,俘获5000余人,包括国民党军少将总指挥刘宗彦。周张战役,共缴获轻机枪210挺,步枪3000余支,子弹11万发。使国民党收编的日伪军主力再次受到毁灭性打击,使渤海、鲁中两大战区连成了一片,为巩固山东解放区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说德州战役,为山东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拉开了序幕,那么周张战役,则为改变战略态势,争取战略主动,击退国民党大规模进犯做了最好铺垫。

 

10

周张战役全面胜利后,我先后担任了寿光独立营长、第十五团参谋主任。1947年第十五团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第五十团,我担任了团副参谋长。1948年第五十团与华东野战军警卫团一部合编为警卫团,我率该团一部保护陈毅司令员到中原军区,编入中原军区警卫团(后为第二野战军警卫团),任参谋长,参加了睢杞、淮海、渡江等战役。

二野向大西南进军到达重庆后,我又担任了西南军区警卫团副团长。1951年,我到南京军事学院基本系学习,1954年毕业,被评为优等生,选为研究生继续学习,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极少数研究生之一,更是唯一一个刘伯承元帅亲自颁奖的优等生。

1958年完成学术论文后,我留校任军事教员。1960年进京,任总参作战部战役训练处副处长。1966年任国防部外事局副局长,1973年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1984年任总参装备部顾问,1988年离休。

战争年代,岳拙园到独立团当政委后,每每作战间隙,他就让我跟着他学围棋,一开始没有棋子和棋盘,就以黄豆和黑豆为棋子,用一张纸画个棋盘下着玩,慢慢地就学会了。

离休后的这么多年间,我仍以一个持枪打仗的战士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不敢怠慢,现在已过九十,我仍然坚持每周游泳500米,爬山一次,天天骑自行车锻炼,论车技,很多年轻人我还不服呢!

“静对纹枰寻乐趣,动练风骨傲风寒!”这是我75岁时写的两句诗词。作为解放军队围棋选手,我“南征北战”到处比赛,夺得过很多次全国全军冠军,既为军人、为部队争了光,自己又锻炼了心智身体,结交了很多朋友。

孩子们大多在国外工作,我和老伴在北京生活幸福,心情愉悦,耳不聋眼不花,身体倍棒,永远都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

据点周围筑有两米多高的围墙,墙外有两米多深的壕沟,壕沟内终年积水,壕沟外设置数条铁丝网。大院四角各筑一座炮楼,昼夜设岗。全院仅有一个南门可以出入,并需通过吊桥,平时吊桥是悬起着的。院内养着一只经过了特殊训练的警犬,一旦有生人出现,即狂吠报警。

1943年11月,为配合根据地人民反“扫荡”,并解决人民群众和部队盐紧张的问题,清河军区首长决定由我清东独立团拔除这个据点。据点是个孤立院落,周围几十里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坦碱地,无任何遮挡物可以利用,想强行拔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研究决定采用里应外合办法,由我和敌工干事许冠堂完成这一任务。

俺俩接受任务后,考虑到据点里的伪军基层头目和士兵都是本地人,经常与盐工和买盐商贩来往,许冠堂也是当地人,人地两熟,他提出由他先混到盐工中去,再想办法接近伪军,我经过慎重考虑后同意了他的想法。

次日清晨,许冠堂一身盐工打扮,穿过一座座盐坨,来到了郭园据点附近的盐工窝棚,由一名相识向工头请示推荐,得到应许后,他当上了“盐工”。许冠堂自住进盐工窝棚后,每当伪军进入盐滩,他便仔细观察,细心揣摩,力求接近。有一天,一个被伪军称作班长的人,在盐坨附近转来转去,脸上一副哭相,许冠堂就主动过去和他搭话。

当在聊天中得知,这位班长叫陈义朋,老家是长清县,因挂念家中70多岁的母亲和妻子女儿,想开小差回家时,便决定争取他。在拉家常中,许冠堂谈了些抗日救国人人有责的道理,这位班长表示赞同,看火候已到,老许便亮出了身份。陈义朋听后,又惊又喜,双手握着许冠堂的手流着泪说:“许大哥,看在我一家老小的份上,救救我吧!”

许冠堂诚恳地对陈义朋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像你这样的穷苦人,怎么能帮着日本人打咱中国人呢?当伪军绝不是你的本意,我一定想办法帮你脱离虎口,送你回家。陈义朋听后十分高兴。

许冠堂又约陈义朋到僻静处,继续说:“我到这里来是想设法拔掉郭园据点,你帮我们一起完成任务,就送你回家。”陈义朋坚定地说:“你让我干什么尽管说,我保证不打折扣!”俩人确定每天下午4点至5点在盐工窝棚秘密碰头,交换情报,研究方案。

12月初的一天,许冠堂秘密返回团部,俺俩向团首长汇报了争取陈义朋的情况。首长很高兴,指示我俩迅速返回盐场,抓紧与陈义朋计议,尽快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智取郭园据点的战斗方案。

下午4点,我和许干事刚到盐工窝棚,陈义朋就到了。我们离开工棚,到几座偏僻的草垛之问商量了起来。据陈义朋介绍说,郭园据点四合院内,北面屋子住着中队部和一个排,东西两面也有不少驻军,院子四角岗楼上昼夜有哨兵站岗,院内设有一个带班员,根据讲述,我当即绘制了一张据点平面图,陈义朋边看边点头。

本报首席记者王慧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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