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史上的“白刃战”与“功劳炮”

    山东抗日史上的“白刃战”与“功劳炮”

董敬斋

最近几年,我在创作长篇抗日题材作品《寿光抗日峰火》和《碧血英魂》时,抗日战斗英雄的事迹,深深教育着我,激励着我,鞭策着我,时刻提醒着我有责任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去还原历史,并一丝不苟地编写出来。

当写到寿光老八支进入沂蒙山区,编入鲁中部队,在沂水葛庄战斗中,八路军毙伤日军350多人,与日军展开血刃战,并缴获山炮一门等大量武器时,深感震撼。这门山炮,跟随将士们南征北战,“它曾经九次跨过陇海路,三次跨过京汉路,最后顺着津浦路南下,一直打过长江,参加了上海解放战役。它曾经受过六次伤,换过四次护板、三次车轮。它的肚皮上还留着枪弹打的疤痕,大架上还深深地嵌着一颗枪弹。”它立下赫赫战功,被誉为“功劳炮”,并编入1953年高级小学语文课本和总政印发的部队干部速成语文课本。

七十年来,关于这门山炮,报刊书籍多次记载转引,但说法有分歧。有的军政人员、红色文化研究者及文史人员和记者,为此辩论,各有情理,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

(一)这门“功劳炮”,是“八八式”山炮?还是“四一式”山炮?

(二)这门“功劳炮”,陈列于北京军博?上海军博?还是其它地方?

(三)英雄侯英俊在葛庄“白刃战”中,毙杀日军5人?6人?还是七、八人?

(四)这门“功劳炮”,是副排长侯英俊带领战士获得?还是班长苗继增率领全班缴获?

   (一)“功劳炮”究竟是什么样的山炮?

对于这门山炮,在寿光《军事志》《寿光近代人物》等书籍和见诸报端的报道以及网络中的文章,大多说是一门“八八式”山炮,但几位老八路的回忆与南京炮兵团一连史上记载是一门“四一式”山炮,但在寿光始终没有发现这门炮的图片。

作者通过查找大量文献资料,在第40集团军军史上,发现了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并附有文字说明。(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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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张照片,明确地告诉我们,鲁中军队缴获的是一门日制“四一式”75毫米山炮。《昌乐县志》记载:1944年鲁中军区一团再次攻打高崖敌伪重要据点,首次使用缴获的日军“四一式”山炮,轰塌村中敌人盘据的“明楼”,打中火药库。《高崖村琐记》载:“1944年12月15日(农历十一月一日),山东纵队鲁中军区一团奉命攻打高崖街,踞楼伪军以为固若金汤,结果被八路军用‘四一式’山炮轰塌。”

至于此山炮重量,小学课本《功劳炮》写到:“当时的八路军常常打胜仗,可是没有缴获过这么大的炮。大家不知道它叫什么炮;抬吗?三十多个人也抬不动。”说书艺人刁宪丰写道:“这门山炮真不小,三四十人不能搬。为了保有这门炮,暂时埋在沂河滩。”刁宪丰在1959年出席全省曲艺会演,演唱了《功劳炮》。

“四一式”山炮,是日本大阪兵工厂在1908年研制生产的,1911年完成定型并加以命名,其战斗状态全重540公斤,射程达7100米,射速每分钟10发以上,炮班人员11人。“九一八事变”中,日军发现“四一式”山炮也适宜做为步兵部队的直瞄火力,就给这种山炮按上防盾,做为步兵炮给步兵联队使用,从1936年开始各步兵联队都配备4门这种山炮。此山炮分解后,可由6匹马进行驮载,1到2匹马就可以拖曳,3发装弹药箱重31公斤,6发装弹药箱由马匹驮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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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运输中的41式山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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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式山炮6匹马驮运时候的分解图

 

(二)“功劳炮”陈列于南京军区某炮兵团史馆

小学课本《功劳炮》一文开头写到:警备上海的人民解放军炮兵团里有一门大炮,因为它屡次立下战功,大家叫它“功劳炮”。《临沂著名战役战斗:葛庄伏击战》一文及多家媒体记载:在首都北京的“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我军的一门特殊的“功劳炮”。说起这门“四一式”山炮,来之可真不容易。那是在沂水县的葛庄战斗中,从日寇手中夺来的。《沂水葛庄伏击战》记载:现在,这门山炮陈列于上海博物馆,受到人们的瞻仰。《功功炮首战高崖》开头写道:在上海宏伟的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日式山炮。

寿光及周围县市有多位红色文化研究者,对此事极其关注,怀着对英雄的无比崇敬,曾到北京、上海等地寻找“功劳炮”,除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外,始终没有得知“功劳炮”的下落。为此,作者也曾到上海和北京查找,也没有找到。

昌乐营陵书院的候月阳先生曾致信军博董长军馆长,大意是:我们“昌乐营陵书院”在编写抗战史料的过程中,遇到日本造四一式75mm炮(我县称“功劳炮”)的一些争议。我县文史研究者普遍认为,四一式炮是我八路军鲁中一团,在1944年在沂水县葛庄战斗中缴获,现存于贵馆。近日,寿光的研究者(董敬斋)提出质疑,以《解放军生活》2013年第5期刘海清观点,及王淮相将军的回忆录,说存于南京军区某炮兵团团史馆。我们想问的是,贵馆陈列的日军四一式75mm炮,是否与鲁中一团相关?是否是昌乐县所说的“功劳炮”?盼望得到您的回复!

军博回复:我们查遍馆藏火炮档案,发现有一门日本山炮,为1938年我军在山东峄县缴获的,1959年由军械部兵器馆转交给军博。您所说的在沂水县缴获的,我们没有查到。前些时间临沂方面来人专门咨询此问题,我们也给了他们上述答复。

作者通过调查发现,这门山炮现陈列在南京军区某炮兵团史馆中,是该团自行加榴炮一连的“传家宝”。至于为何在南京?对军史颇有研究的侯志刚先生说:“1967年,中央军委要求济南军区调一个主力师到福州军区,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决定调26军76师。26军政委程世清带76师到江西支左。1969年,28军调到山西,然后又重新组建了29军,76师在29军组建之中,1985年又裁掉29军,76师归了31军,后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英雄侯英俊所在的连队后来隶属于227团,该团具有光荣的历史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这门“功劳炮”曾披红戴花,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过。“功劳炮”真正出名,是在1953年以后,总政治部印发的部队干部速成语文课本里,有一篇题名为“功劳炮”的文章,这一下在全军出了名。此文是通过“功劳炮”来说明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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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军区某炮兵团组织新战士参观团史馆。(刘海青摄影)

   (三)葛庄“白刃战”,侯英俊毙杀6名日军

葛庄,旧村址位于沂水城西北30里的沂河北岸。1959年修建跋山水库后,原村址已淹没,部分村民迁到松山岭定居,但仍称葛庄。1944年9月2日,“扫荡”滨海区的日伪军由莒县北撤,经沂水分左右两路往博山、张店撤退,当夜宿于沂水东南四十里铺一带。为查明情况,八路军以精干小分队,强袭敌人,俘伪军一名,了解了敌人意图。当时团以上主要军事干部都在山东军区参加军事会议,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决定以4个团的兵力,组成3个梯队,设伏于葛庄附近。3日下午左路伪军1200余人沿沂河两侧北退,进至陶沟时,八路军第3梯队以正面堵击,冀侧迂回,将其包围,激战至次日中午,除200余伪军逃窜外,余均被歼。3日上午8时,娘娘庙残敌集中炮火,佯攻北线,乘机向南面的沂河突围。埋伏在那里八路军,将300残敌包围在不足1里的狭长河滩上。我军火力齐发,有些日军跳进水里,亦被击毙。战斗历时一天半,是役击毙伪旅长陈三坎和一名日军中队长,除草野青带领残敌14人逃脱外,余敌全部被歼。缴获山炮一门,迫击炮二门及大批军用物资,是我军在鲁中战场上第一次缴获的日军重武器。

击毙这名日军中队长的是寿光人侯英俊。八路军与日军短兵相接,在河滩上展开了白刃战。当时参战指战员回忆:“100多把明晃晃的刺刀勇猛地刺向敌人,只一个对刺,前排的鬼子就倒下了。”刘海青在《连队传家宝》中写道:“1944年9月鲁中葛庄战役中,二级战斗英雄侯英俊手持大刀砍死7个鬼子,缴获了一门不完整的日制41式山炮,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第一个炮班。”

王淮湘将军回忆录《老一团转战鲁中》记载:“我一团一、二营当即先敌开火,敌顿时大乱。一团堵住其后路,并乘势出击,在金牛官庄西公路两侧与敌展开白刃格斗。三连副排长侯英俊(寿光人)率领九班冲入敌群,与敌进行拼刺,他接连刺死3名日军,敌第五中队长岗田健手持指挥刀向他劈来,他架开敌刀,又刺死了岗田健和两个日军。”王淮湘(1920年—2013年),寿光台头镇南台头村人。1937年9月加入共产党,12月参加八支队,1939年4月任八支队特务连指导员,1943年任山东纵队一旅一团一营教导员,1945年4月任山东军区组织部副科长,1945年8月任南满军区组织科长。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9年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吉林省军区政委,1971年任吉林省委第—书记,1977年任武汉军区副政委,1986年退休。

《抗日战争中的夺炮英雄侯英俊》记载:战斗英雄侯英俊一气杀死五个鬼子……这时,侯英俊和战友们飞身下山,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侯英俊杀入敌群。一个鬼子的炮手手执短枪,边退边向侯英俊射击,一颗子弹从他耳边飞过,他追到鬼子身边,飞起右脚把鬼子短枪踢飞。赤手空拳的敌人,一蹲身就来抱侯英俊的腰,侯英俊顺势一刀,把那个家伙劈倒;另一个戴眼镜的鬼子刺刀正向侯的侧面刺来,侯英俊猛转身狠劈一刀,鬼子立刻身首分家。又有三个鬼子成前三角队形向他靠拢来。前面一个又高又壮的鬼子一个大跨步大叫一声“呀”,刺刀对准侯的左胸刺来,侯飞快向右一闪,鬼子用力过猛,一下摔到地上,接着侯英俊的战刀狠狠地扎入了鬼子的脊梁;刀未拔出,第二个鬼子的刺刀又向他刺来,他已躲闪不及,正要空手夺枪,只听身后“砰”的一响,鬼子的脑壳开了花。原来是指导员孙日帧从侧面开枪为他解围;第三个鬼子一看不妙,回头就跑,侯英俊取下斜背的“三八”式,瞄准敌人的后脑勺,一枪把敌人撩倒……和侯英俊迎面相遇的是一个矮墩墩、扎着武装带的鬼子,他“呀”的一声,右手挥舞着指挥刀就向侯砍过来,侯英俊迅速举枪去挡,刀枪相碰,叮当有声。侯仔细一看,这个鬼子左臂负伤下垂,但脚步不乱、出刀有力,有拼杀经验,心想“不能大意”。他立即大喊一声:“杀!”来个前进刺,枪上的刺刀对准鬼子的胸部猛刺过去,鬼子用刀奋力一拨,顺势持刀向他刺来,侯英俊后退两步,扣动扳机,连发两枪,鬼子被击毙。据生俘的日军讲,这是一个日军中队长。

1953年小学课本《功劳炮》记载:1944年9月,我们的战斗英雄侯英俊在山东的反扫荡战斗中,用大刀一连砍死六个日本兵。

在抗战末期,葛庄白刃战,是比较著名的英雄侯英俊一人刺杀6名日军,极其罕见。葛庄战斗后,鲁中军区利用战争间隙进行了两个月的军事、政治训练,并认真总结了沂水、葛庄两次战斗的经验。侯英俊荣升为连长,部队将其披红戴花、骑高头大马的照片寄给了侯英俊家乡寿光北洋头村。

1945年6月,在安丘战斗中,因敌众我寡,弹药打光,侯英俊壮烈牺牲。1945年8月1日,山东军区授予侯英俊“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寿光县志》记载:侯英俊(1914.12—1945.8),男,寿光台头镇北洋头村人,革命烈士,1939年9月参加抗日队伍,鲁中军区一团二营四连连长。《北洋头村志》记载:“1945年8月1日,山东军区召开表彰大会,授予侯英俊‘战斗英雄’称号,号召军区干部战士向他学习,部队将其授奖时披红戴花、骑高头大马的照片寄给了英雄的家乡,侯英俊荣升为连长。”

  (四)葛庄伏击战中日制“四一式”山炮的获得

1953年小学课本《功劳炮》记载:《功劳炮》……它是日本造的一门山炮,1944年9月,我们的战斗英雄侯英俊在山东的反扫荡战斗中,用大刀一连砍死六个日本兵,就把它缴过来了。

2006年08月11日,“人民政协网”发表铮石摘《北京党建》文章《抗日战争中的夺炮英雄侯英俊》记载:战斗英雄侯英俊一气杀死五个鬼子后和战友们一起夺下来的日造“四一式”山炮。我作为战地记者参加了这次战斗,采访过侯英俊和他的战友。他随部队急行军,于9月3日拂晓前,赶到设伏点——沂水葛庄西山上。当夕阳斜挂西山的时候,侯英俊接到命令:有300多名鬼子兵,配有几门炮,其中有一门八匹洋马驮的大炮,已进入我们的伏击圈。侯英俊排的任务就是夺取大炮。……侯英俊和战友们冲向河滩,在一堆敌尸死马中发现一门大炮,侯英俊命令战士抬下战场,四、五个人都抬不起拖不动这个长不到两米、粗圆的钢家伙。……侯英俊和一排战士继续歼灭几个敌人,把大炮抬下战场,这就是以后的“功劳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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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 年高级小学语文课本图片

对于以上说法,知情者提出郑重质疑:“英雄侯英俊在沂水葛庄战斗中,与日军拼刺刀,击杀多名鬼子,被军区授于‘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当之无愧,是寿光人的骄傲。但将班长苗继增率全班缴获日军山炮的事迹,在没有做深入调查的情况下,被加在他身上,这与事实不符。若侯英俊在天之灵有知,也会深感不安。”

王淮湘将军在回忆录《老一团转战鲁中》记载:此次战斗,计毙伤日军三百五十多人(内中队长三人)俘日军33人,毙伤伪军近千人,俘三百六十余人。缴获山炮一门,迫击炮两门,战马二十余匹及大批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创造了在野战大量歼敌的范例。山东军区首长驰电嘉奖参战部队。这次战斗中六连七班苗继增(寿光人)缴获的山炮,以后随部队转战鲁中,胶济沿线。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团进军东北时将这门山炮交给兄弟部队。跟随部队曾九次跨过陇海路,三次越过京汉路,最后沿津浦路南下,飞渡长江,解放上海,为人民屡立战功,被誉为“功劳炮”。

1988年118师编写师史时,在调查中涉及“功劳炮”一事,经与有关同志查证,确系六连七班的功绩,在军史中予以更正。当时在团部当警卫员的曹长山亲历其事,还出面作了证明。

为此,本文作者到寿光军干所,查阅了苗继增的档案。在此基础上又走访了数名知情者以及阅读了大量文史资料。

 

(五)功勋人物苗继增其人其事

 

苗继增,曾经是寿光市军干所享受副师级待遇的离休干部。他生于1923年10月寿光七区苗家桥村人,1939年11月入伍,1940年9月20日入党。1941年11月鲁中军区一团二营六连付班长,1943年9月,升为班长。1944年7月,在战斗中个人缴获机枪一挺,同年9月在战斗中率全班缴获山炮一门,受到上级奖励一次。1945年2月调任特务营二连付排长。在战争年代,他参加大的战斗16次,参加大战役9次,4次立功,6次负伤,荣获勋章、奖章8枚。1988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1997年1月24日去逝,享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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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中的苗继增像片

苗继增与侯英俊于1939年11月一起参军。进入沂蒙山区后,同在鲁中军区一团。1945年8月9日,毛主席发表《对日最后一战》,次日朱总司令向各解放区发布反攻进军的命令。为了有利于反攻,山东军区把各军区编成了八个主力师。鲁中一、二团及军区两个营编成一个师称第三师,下属七、八、九团,一团编为七团,原团长李福泽到师部任参谋长、政委王文轩到师任政治部主任、七团团长钟本才、政委李改。8月中旬,七团从安邱西进淄博地区,后对大汶口敌吴化文部四七师一部发起攻击。不久,七团(老一团) 奉命离开鲁中山区,开始了解放战争的战斗历程。七团向东北进军,加入了辽东三纵队,即后来的四野三纵、第40军、第40集团军。在第40军序列里为118师352团。而鲁中军区则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八纵及后来的三野八纵、第26军、第26集团军。

原鲁中一团政委、将军王文轩,曾在1984年与多名老八支应寿光县委邀请,回到故乡,在述说党史时,曾言及苗继增缴获“功劳炮”一事。

1995年9月3日,也就是苗继增离世前16个月,潍坊日报发表了桑乐泉和甄士光的摄影报道《苗继增和他的军功章》,刊登了苗继增的四幅珍贵照片和简短文字,“1944年在葛庄战斗中,身为班长的他带领战士英勇战斗,缴获了日本鬼子在山东唯一的一门平射炮。”

此报道在寿光引起较大反响,寿光政协文史委为弄清“功劳炮”真相,做了大量调查,并与40军118师取得联系,118师致函材料如下:1944年8月,山东军区鲁中一团二营六连参加了伏击日军草野清大队及伪军陈三坎团的战斗。地址在沂水县葛庄。当时我军参战部队有鲁中一团一营、二营,二团二营及四团全部。战斗打响后,日军轮番七次向我军发起进攻。天近黄昏时,冲锋号吹响了,我军全线反击,日军被我顶了回去,六连战士端起刺刀冲入敌群。这时有两个日本兵赶着马拉的山炮落荒而逃。当时指挥战斗的鲁中一团团长钟本才同志(注:实为代理团长)立即命令六连七班不惜一切代价追上日军,夺下大炮。在班长苗继增带领下,全班13名战士追了上去。当追至葛庄三里路外一沟边时,发现马被山炮压在下面,两名日本兵藏起来了,七班长苗继增命令先搜索两名日本兵。战士高庆香首先发现了躲藏在地瓜地里的日军。在这场小战斗中,2名日军被消灭了。苗继增带领战士王同、林福森、于天成、郑康德等将大炮拆开,分别抬着高高兴兴往回走。走到营指挥所时,碰到团政委王文轩、二营副营长韩华欣、二营副教导员吴锡峰等人,他们看到七班缴获的山炮,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当时,王文轩政委命令七班押山炮送往团部驻地刘家峪村。营指挥所派了4个民夫,把两副担架并成一副,将山炮放在上面抬着。到团部后,将炮交给了团作战参谋武美亭。日本投降后,鲁中一团赴东北战场时,将“功劳炮”交给了军区。

日军“四一式”山炮被八路军抢夺后,引为奇耻大辱,便派飞机在葛庄上空盘旋搜索。

有资料写道:“缴获山炮后是我们七连趁着夜幕降临,天黑的时候用大马车托运,有我们七连护送到了沂河,埋在了沂河沙滩里,在鬼子扫荡过后,我们八路军取出山炮,从那以后成立了鲁中军区炮兵排,从此鲁中军区有了炮兵。”

苗继增在世时曾说过:“葛庄伏击战中,面对战斗力顽强的日军草野清大队,你只有先消灭了他们,才能最后缴获这门山炮,单靠哪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缴获一门炮的,这是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就会明白的,因此,要说功劳的话,是参加伏击战全体指战员的功劳,首先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的烈士们的功劳,他们也为消灭草野清大队并最终缴获这门炮出过力。他们牺牲后,至今还有谁记得他们的名字?要说英雄,他们不是无名英雄算吗?想想他们,我们算得了什么?”

就在“功劳炮”出名后,当时许多40军的老革命们,准备联名找总政纠正此事,都被苗继增阻止了,他认为,“侯英俊作为自己的战友都牺牲了,我们活着的人怎么能去跟烈士争长短呢?”

苗继增曾几次被118师和352团请去作报告,他讲战斗英雄侯英俊、单手战斗英雄曹世范,讲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讲血战四平、攻打锦州,讲他率领7班缴获“功劳炮”的经过。那时军师团首长中有许多是当年鲁中一团出来的,是葛庄伏击战的参与者,是“功劳炮”历史的见证人。

苗继增有2子3女,长子苗建平与次子苗建华同时在1969年11月参军,服役于40军120师。他们也曾听首长们讲英雄侯英俊、曹世范以及苗继增的事迹。苗建平曾问父亲:“在寿光没有人知道您率领全班缴获‘功劳炮’,您为什么不去讲讲?为什么您在118师和352团却大讲特讲此事?”苗继增说:“我与侯英俊是战友,都是寿光人,他连为之奋斗的新中国都没有看到,就牺牲在了战场上。作为战争年代的幸存者,能够活到新中国成立,活到改革开放以后,儿孙满堂,就够知足了。一门炮谁缴获还不一样,人家都牺牲了,你争什么争?我在118师讲,那不一样,那是118师的老家伙们,让我给年轻一代讲光荣传统,讲咱们寿光八支队,再说年轻一代又不知道总政印发的那个课本,我讲了对侯英俊也没有什么影响。”

苗继增曾与自己的孩子说:“我做的那点事根本不算什么,也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们要夹着尾巴做人。”

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苗继增年龄越来越大,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人年纪大了,越容易怀旧,他觉得当年和他一起缴获山炮的7班13名战友,有的在战争年代就牺牲了,有的建国后为党为人民工作几十年后也去世了,越到晚年,越常常想起当年那些生龙活虎的战友们。作为当年的班长,作为鲁中一团2营6连7班可能唯一还活在世上的人,不如实地记载下这段历史,就对不起当年一起夺炮的战友。更对不起夺炮后又牺牲的战友。”他觉得年逾古稀,名利荣誉对他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直到晚年,才向寿光政协文史委的同志公开了缴获“功劳炮”的真相:

苗继增叙述说:“首先,在部队发起冲锋后,钟团长正好碰到了他率领的七班,就命令他们去夺下这门炮。如果遇到的是六班、八班,就没有七班什么事了。因此夺炮之举首先是奉首长之命,是在首长指挥下;其次,是追上日军后,是七班战士高庆香与另一名战士刺死了两名日军后,才夺下了这门炮。这个小小的拼刺战与他无关。因此要说头功的话,首先是他们两个;第三,当时拉炮的马受了伤,七班战士们将炮拆开,分别抬着回部队,抬炮的人有苗继增、王同、林福森、于天成、高庆香、郑康德……因此,夺这门炮不是哪个人的功劳。”

苗继增一直认为:“在波澜壮阔的抗日历史上,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无论是八路军、新四军,还是国民党军,都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而在一场战斗中缴获一门炮实在不算什么。部队打了胜仗,总会缴获一些枪炮的。之所以普普通通的一门炮,被叫成了‘功劳炮’,是因为当时我军装备差,只有八二迫击炮等轻型曲射炮,而缴获的这门山炮,可作为平射炮使用,在打高崖、蒙阴、临沂等战斗中,打敌人炮楼特别准,部队也不用在机枪掩护下冒着枪林弹雨往上送炸药包了,这就避免了战士们的流血牺牲。因此干部战士们都说该给这门炮记功,都称其为‘功劳炮’。”

今年9月3日,是中国第二个法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者编写此文,旨在铭记抗日历史、缅怀先烈英灵、珍爱和平盛世,还原抗战历史。

(本文系原创作品,转载时请注明作者和网站。)

附: 作者简介 

董敬斋,山东寿光人,公务员,心理咨询师,高级营养师,潍坊作协会员,寿光作协理事。主要作品有39万字的传记《松青棠白·董思恭传》、12万字的散文卷《星移斗转》、20万字的《寿光抗日烽火》、16万字的《圣城文庙》,1.2万字的《清朝进士董思恭考略》被收录在中国社会出版社的《文庙国子监论丛》一书中。主编《鲁北三河董氏丹河族谱》,所撰写的诗词文章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松青棠白·董思恭传》获寿光市农圣文化“文学创作奖”。被授予“影响潍坊北部的50位文化名人”之一称号。

责任编辑: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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