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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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全国人民面对严峻考验,开展了一场同自然灾害和物资匮乏进行的顽强斗争,其中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壮举,就是杰出的代表。

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太行山麓海拔1000多米的山区,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从1953年开始,用5年时间,改造了全村7条大沟,他们在深沟里筑起总长15里的180多条大坝,将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他们凭借自己的双手,苦干、实干、拼命干,实现了丰收的夙愿。

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大寨人艰苦奋斗的事迹。毛泽东赞赏和肯定了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并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大寨人的精神。

1964年秋收结束后,山东省委召开“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要求全省农村以大寨为榜样,开展以水为纲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运动。寿光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在大力宣传大寨经验的同时,在农村开展了一场为时持久深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提出了“学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寿光自然面貌,促进农业生产大发展”的口号,并带领全县人民掀起了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

为了树立农田水利建设的样板,县委组织实施了北洛公社的洼改工程。北洛公社地处寿光中部,地势低洼,多数年份春旱秋涝,收成很低。为了改变靠天吃饭的落后局面,县委首先在北洛公社沙埠屯大队组织劳力搞出了修筑条田样板。随后,北洛公社和全县的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沙埠屯大队总耕地 1800亩,其中涝洼地达1120亩。这些涝洼地,每遇涝灾,几近绝产。在大寨精神鼓舞下,沙埠屯社员从10月底开始,男女整半劳力237人投入洼改工程。大队将劳力分为4个专业队,统一行动。制定劳动定额,严明奖罚制度,开展比出勤、比干劲、比进度、比质量、比安全的竞赛活动。全体社员天不放亮就出工,午、晚两顿饭吃在工地,天天超额完成任务。经过一个多月的苦干,挖排水沟157条,修渠7条,完成土方4.1万方,1000多亩涝洼地实现了条田化。

侯镇公社黄家庄子大队,地处尧河、丹河、桂河、圩河、白浪河五河下游,北临渤海,所有耕地都是十年九灾的涝洼盐碱地。1964年冬,全大队男女整半劳力 335 人齐上阵,掀起了大修台田的高潮。大队实行包工定额,超额有奖的政策,激发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修起台高0.6米至 1 米的高标准台田200余亩,为粮食增产和发展养鱼种蒲等副业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道口公社李家湾大队地处寿光县北部盐碱地带,春旱秋涝,旱不能抗,涝不能排,多年靠吃国家统销粮维持生活。学大寨运动后,大队干部、社员成立了一支 150 人的稻改专业队,突击进行干、支、斗三级渠道的修筑和大田的翻耕整平。经过一个冬春的苦干,修筑干、支渠540米、斗渠950米、农渠1730 米、毛渠 6850 米,挖排水沟1300米、排卤沟1750米,整修稻田 600 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35%。

1965年至1966年,全县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步向深入发展。县委提出了“远学大寨,近学下丁家”的口号,上阵二三十万劳力,干部社员安营扎寨在工地,大干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先后对全县的 36 处涝洼、15处埠岭、坡地进行治理,并建成引弥稻改工程及杨庄弥河拦河坝东西引水干渠,上口、五台、侯镇、北洛、古城、田柳、南河、王高、台头、官台10个公社的部分耕地得到灌溉。其中,官台公社的5万亩荒碱地变成亩产400多斤稻谷的良田。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0年上半年,寿光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总体上处于低潮时期。1970年8月,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昔阳县召开,寿光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再掀高潮。

1971年,开展了农田水利建设大会战。1972年,展开了整地改土和周疃灌区、双王城水库和丹河治理工程。1973年,提出“远学大寨,近学曹家”,实现农业“四化”(道路正规化、排灌系统化、沟路渠绿化、大地园田化),进行了丹河治理和张僧河改道。1974年8月10日至13日,潍坊地区普降暴雨,冶源水库塌坝。寿光境内河流决口 74 处,水淹土地109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面对洪涝灾害,县委坚持用大寨人“五不倒”的精神教育、发动群众,开展抗灾斗争。1975年,县委提出“学大寨,赶胶南,七五粮食上《纲要》,工业产值过亿元”的目标。1977年,再次提出“亩产过长江、棉花过百斤、工业产值过两亿、建成大寨县”的奋斗目标。

寿光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从 1964 年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夕。全县人民在大寨精神的鼓舞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整地改土,打井修河,使全县自然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极大改善。但是,大寨大队过分强调突出政治、大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穷过渡”以及批判所谓工分挂帅、物质刺激的经验,对全县的农业生产产生了消极影响。另外,一直以来我国广大农村普遍采用的“大锅饭”式的分配体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种农村和农业发展缓慢、农民持续缺吃少穿的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实行“联产承包制”以后,才得以彻底改变。文稿整理:市委党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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