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光融媒讯（记者 张文志）民国《寿光县志·盐法》记载：昔齐太公以地负海，始通鱼盐之利。汉景帝二年，沿海设盐官。后魏迁邺，令傍海煮盐，时青州以北置灶五百四十有六。唐盐铁使第五琦建议就井灶之地置官司。宋承唐制。元世祖设各路都转运司，立“开中盐法”。山东分置十九场，寿光居其一，于是官台之名始著。
民国《寿光县志》记载：“官台，在今县城北六十里。元初有盐官，名官台场。大德十一年，台上建孔子庙，后废。清初时，官台盐场大使署在此。乾隆三十四年，潮水漫溢，始徙于侯镇。迄今官台村北尚有明万历间灶志碑、灶学碑，皆仆地，场署故址则荡然无存矣。《齐乘》云：‘寿光有灌亭，岂灌转为官，亭转为台欤？’此悬揣之辞未可据。”作为中国海盐之都，寿光制盐历史悠久，北部沿海地区至今仍是全国著名的产盐基地。史料记载，自秦汉时期，历代统治者均在寿光设置盐官管理盐政。2012年，考古专家在寿光羊口镇官台村发现元代盐业衙门的创修公廨碑，碑文为研究寿光制盐史提供了实物佐证，也表明官台村在元朝时就是官台场盐业衙门的所在地。近日，记者再读元代创修公廨碑记，700年前官台场的那些人和事，穿越了时空生动再现，一幕幕场景，一幅幅画卷，仿佛就在眼前。
官台相传为齐王避暑之所
2012年8月，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现山东省齐鲁文化研究院）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考古专家燕生东在寿光市羊口镇考古时，发现了距今700年的元朝时期盐运司衙署碑，表明官台村早在元朝时期就是盐业衙门，即官台场的所在地。2013年，此碑曾被不法分子盗窃，所幸后被公安部门追回。该碑对于研究寿光悠久盐政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为元代寿光的制盐历史提供了翔实的佐证，对丰富中国盐业史也是有益补充。该碑现存于羊口镇官台村。
创修公廨碑整碑由青石雕刻而成，分为雕龙碑帽、碑身、赑屃碑座三部分。碑帽由长1.30米，宽1米的石块雕成两条盘龙，这也是当地人称雕龙碑的来由。碑身高2.06米，宽1.08米，厚0.28米，重达5吨。碑座长2.35米，宽1.30米，厚0.75米。碑两面均刻碑文，正面标题为“创修公廨之记”，“廨”即官署，旧时官吏办公场所的统称。正面碑文自右向左竖排，共计28列，每列全格65字，全碑含空格在内共1820格，实际有1100余字，除下端部分字迹较清晰外，多数字迹模糊。碑的背面上方“协赞题名”四个大字清楚可见，其余很多内容也模糊不清。
专家通过研究，经查阅史料基本还原了碑文内容。“夫官台遗迹，土人云齐王避暑之所，故俗相传未为实，而基址尚在，然无文字可考矣。四际围之仅二百余里，东涉于弥，西被于淄，南接斟鄩，东北距海，其地广斥，乃利国煮盐之地也。”碑文伊始介绍了官台村的历史，官台盐场的面积及范围四至：当时官台盐场方圆200余里，东到弥河，西边覆盖淄河，南与寿光相接，东北至海（渤海）。这样一片广阔的盐碱地，乃是国家重要的产盐之地。
接下来碑文记述，自元代开始官台制盐管理机构的基本情况及每年的盐产量等。元朝至元初年（1264年），朝廷在此设立了专门的盐业官员——官勾，管理官台场这一带的盐务。当时就有五灶煎盐，从业的灶民近400人，每年产盐达680万斤，折合3400吨。到了丁未年（1307年）官台场的盐业管理机构改升为司令司，设管理官员司令、司丞两人，品秩与县令相同。
武公在官台场施政为民
碑文大篇幅记载了盐官武公在官台场任职期间的施政措施和功绩：至治改元（1321年）夏，盐官武公来到官台场任司令，面对困境，不是采取压榨灶民的手段完成课盐（盐税）数额，而是从根本入手，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尽快恢复生产。于是，他以圣贤之道教育官吏民众，让众人有所敬畏，延请明师向民众讲解孝义之道，去小私而尚大义。
至治壬戌（1322年）夏，是武公到任的第二年，盐运司发布盐法公告，督促各场官员追回灶民工本（亦作盐钞，官府发给盐户作为生产成本之钱钞）弥补往年亏空。武公认为要弥补亏空，必须从根本入手，在不克扣灶民工本的前提下，号召广大灶民加大生产力度，提高生产量。并对完成任务的灶户进行一定奖励，提高了灶民生产的积极性，场里的官员对这个办法都非常认可。
“劝戒恩与数百日，是郊无野火，灶民安逸，运民无盗草之名矣。公尚患民无……于是察吏之攘窃者，不使遂其奸；民之豪强者，不得逞其欲。赏罚信，治具明，教令肃，徭役省。追侵渔财物，贮诸仓库，以奉往亏……而其诚欲阴绝灶民供给之艰，逋逃间者继继，秩于本司。”通过采取劝诫、兴学，恩威并施等一系列措施，数百日时间，官台场的面貌大变。私自煮盐的情况没有了，运民盗割野草的问题也得以解决，灶民生活安逸。即使如此，武公还是担心民众会遭受到不法官吏以及恶霸的勒索与伤害。于是，严厉查处官吏的攘窃行为，使其不能得逞。加大对恶霸打击，使他们不能随心所欲欺凌百姓。同时，制定了一系列的赏罚制度，公布于众，下达命令，整肃徭役，追缴酷吏、恶霸侵占的财物，储存于仓库中用来弥补往年亏空。山东东路都转运盐使司命令武公管理官台场，沿袭以前的课盐额，为提高盐的产量，武公诚恳地帮助灶民解决供给难题，这让之前外逃的灶民相续不绝地返回家园，有秩序地到盐署衙门登记注册。
碑文记录创修公廨过程
“公廨旧无石纪，不知岁月，栋木朽腐，柱石欹侧，毁圮不克嗣葺。公怟而太息曰：‘不为改作，安能仍其旧乎？’……不数月，创构正厅七间，暖室三间，鼓楼层檐，悦乎明丽。”接下来，碑文所记是创修公廨的过程。在武公到来之前官台场就有衙署，只是原来没有石碑刻记，不知建于什么年代。如今，房屋的脊檩都已腐朽不堪，顶梁的柱子和垫柱的础石都出现倾斜，已经毁坏得不能维修了，于是武公决定修建公廨，在众人支持下，不过数月就建成了正厅七间，暖室三间。新建的公廨鼓楼巍巍、层檐叠起，明亮悦目。武公的前任官员令人书写武公来到官台场后的功绩，使肃政廉访司能够知道。不多久，武公就被调任般阳府路淄川令（正七品），政绩考评为二等，后又提升为承务郎（从六品）。
“民感其德，乡耆郑珪、朱元闻灶民代以□源运石以刻字师之懋德，李君实状其事以请载……公名秀，字子实，济南人也。”碑文记载，当地民众感恩武公的德政，在李君如实讲述下，请作者记录下他来官台场的所作所为，最后写明了武公的名、字和籍贯。
《青州府志》卷之十三《宦绩》中记载：“武秀，济南人。仁宗时以清誉擢升为蒙阴令。经制有方，规画尽法，兴学校劝农桑。迁山东东路都转运盐使。去后，民为立石颂德”。清道光《济南府志》记载：“武秀，历城人，皇庆时由蒙阴令升都转运盐使”。武秀在官台场的时间不长，从碑文中反映的事件，可以看出应该在两年左右就“除般阳府路淄川令”，后又荣升从六品承务郎。
创修公廨碑背面碑文题目为“协赞题名”，题目下纵排38行文字。记载社会各界赞助修建公廨的兄弟单位、场区内所辖村庄提供的材料和有关人士，从右至左书写单位名称及人员官职姓名、各村庄提供的材料及人员姓名，全碑上下共有16列单位、村庄和人员名单。
屯田村、孟家村、夹河村、东方村、北邵村、景明村、王高村、崔家庄、迴河口村、临泽村、南邵村、轮疃村、浊北村、南北河村、宋家庄、垒村、北楼村、下口村、四岐村、上口村、北邢姚村、陈□□村、高家井灶、王里村、王□村、福亭井灶……以上为背面碑文所记部分村庄，700多年后，很多村名至今仍在使用，说明这些村至少在元朝就已经存在。
乾隆年间官台场衙署迁侯镇
历史上的官台场无论从规模还是管理都不断变化，盐业衙署也几经变迁。史料记载，明洪武初年到崇祯末年，山东始终有19场，官台场为其一。明末，官台场有锅灶百余口。清道光年间，山东盐场几经裁并，仅余8场：永利、永阜、王家岗、富国、官台、西繇、石河、涛雒。从光绪二十二年开始，官台盐场发展较快，到清光绪三十四年，寿光官台盐场成为山东最大的盐场。
民国《寿光县志·盐法》还记载：“康熙十八年，刑部侍郎李迥题定官台场裁并寿光县管理，后又归并潍县之固堤场，仍名曰官台场。至乾隆三十四年，潮水漫溢，官台场署移侯镇，固堤场不属于此。侯镇自鹾务盛行，新、莱、蒙、莒、沂、淄、长及益都、临淄、临朐、昌乐盐商，筑包舂运，车马辐辏，往来如织，故一时号为繁富。光绪二十一年，永阜场被黄水淹没，引票商岸借运官台、王冈之盐以济运销。民国二年，山东稽核分所成立。三年，并官台、王冈为一场，名曰官冈场，署仍在侯镇。七年，改为王官场，移驻羊角沟。”从元朝至元初年设立盐官，至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迁移侯镇，历三朝，官台场盐署在官台村存在505年。
民国《寿光县志》记载官台场盐官李毓林，字翰卿，山西平城县人，副贡生。光绪间两任官台场盐大使，性长厚，惠商恤灶，绰有政声，不汲汲营筐箧。虽理鹾务，犹手不释卷，以缀文为至乐。素蓄爱才癖，附近文学士崔象朴、张会津、魏毓櫆辈，皆罗致门下。至则赋诗谈艺，流连竟日，情谊蔼然。孝廉王宗元尤被其裁成，得跻通显。满门桃李，一时传为盛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