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光融媒讯（文/刘增欣）随着抖音、小红书、哔哩哔哩等短视频社交软件越来越多融入民众的生活，直播网红也日益成为具有广泛社会辐射力的新兴职业。以目前的网红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一是带货网红，从一开始就是经济效益为先，以平台的加权和自我经营来扩大影响力，从而依靠带货赚钱，如薇娅、李佳琦等。二是属于意外走红，其成名经历体现了网络的非理性和偶然性特征，比如藏族少年丁真、“挖呀挖”、鹅腿阿姨等，都属于事主意料之外的一夜爆款。三是属于知识型网红，比如罗翔、张文宏医生等，因为专业领域知识的普及和人格魅力吸粉，他们的走红显示了民众对于智性生活的追求和信任。另有网红主要传播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前几年从国外爆火的李子柒，其受追捧代表了民众对某种切近而不可及的生活方式的向往。而董宇辉则介于以上几种类别之间，一开始他做直播不推荐货物而谈读书，门前冷落车马稀，直到半年后的某天早上一觉醒来忽然间粉丝队伍浩荡。
无论哪一类的网红，只要是网红，就都具备一些共性：一是快速发散的社会效应。一旦成了网红，就具备了很高的社会关注度，有了话题性和广泛辐射的社会影响力。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短平快的特征，即时连线，即时沟通，即时迅速扩散。二是网红跟粉丝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联结。视频不同于文字或者声音，其丰富和生动容易在主播和受众之间构成某种稳固的联结。三是更新换代快。根据有关数据统计，国内的网红整体呈现出有效期越来越短的趋向，从一年左右缩短到二三个月，再到各领风骚三五天，所以常常可以看到“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瞬间沧桑的景象。
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无论是从社会效应，还是从网红及其所代表的利益一方，我们究竟需要培养怎样的网红精神，来更好地塑造良好社会风尚，进而实现其正面积极的社会效应呢？当一个人因意外因素而走红，网络平台、普通民众、媒体舆论乃至政府职能部门，又该如何加以引导，来确保良好社会效应的同时达成经营性目标呢？
鉴往而知今，而可以知未来。总结近年来的网络主播兴衰规律，我觉得可以一言而概之，就是努力打造内容为王，而不是流量为王的网红。一个新时代的网红，需要由内而外的品格社会化来完成，而非仅仅靠着某种人设来达到目的。越是内容为王的网红，越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内在优势。就像张桂梅校长，本是党和政府推举出来的模范人物，就因为其人品的高尚，事业的公益性，无私而博大的仁爱之心，反而成了网络上的顶流。甚至海清以她为原型的电影拍出来，网上也几乎众口一词维护她，而对电影制作方提出批评。这证明了那些真正德才兼优的人，都是自带流量而受爱戴的。而张桂梅能做出那么多感人肺腑的事，就是因为她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情怀。这才是我们新时代所需要培养的网红精神。
再看董宇辉，作为带货主播，本来是一个失败者，但恰恰因为他志不在带货而在文化的传播，以及对助农的热心，反而迅速成为此类网红的顶流，即使身经“小作文”事件冲击，粉丝也不落反涨。因为董宇辉跟别的网红不同，他有一种农家孩子的朴实，更有一种读书人的源源不断知识输出的核心优势。董宇辉的成功貌似偶然，但偶然之中又存在必然，他始终坚守读书人的文化品格和社会责任，更多衍生一种社会化的影响。
而作为网民的我们，如果时代注定了当下的生活中要有网红的存在，那么我们必须去选择那些优质的网红，而对那些动机不纯、格调不高、仅仅打造一个塑料般虚假人设的网红说不，以确保时代网络的健康有序，并避免一些老人儿童缺少判断力而受其误导甚至上当受骗。而作为那些平台，在划拨流量和推举新人的时候，要预先考虑其社会观感，只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品底线才能让一个网红在机会到来的时候不至于自我膨胀而翻车。否则水载其舟，水覆其舟，一夜爆款后又一夜凉凉，一点风吹草动就倒了。
作为那些网红自身呢，更应该珍惜民众给予的机会，首先起心要正，德字为先，这在任何时代和群体中都是永不过时的。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个结合”中所提出，要打造“新的文化生命体”，让良知主导行为，跟粉丝之间构成正向的价值联结而不仅仅是利益联结。越是靠着旁门左道爆红的网红，其网络生命力也就越短；越是优秀的播主，越能吸引优质的粉丝，经得起时间和多角度考验，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必要性。这是一种互相影响的过程，也是对于人文价值的传递，而不仅仅是追求带货。比带货更重要的是良好的美誉度，价值的正向输出，直播的走心，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人为打造偶像的道德脆弱，也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正面社会效应。